110 高普考高考三級 國際文教行政(選試韓文) 國際公法與國際組織 考古題詳解

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條約締結法》對「條約」與「協定」的法律定義，以及二者在我國締結程序上的差異。答題重點有三：

1. 判斷名稱不是唯一標準，應觀察協定的實質內容及批准條款。
2. 條約原則上須經立法院議決，並由總統批准。
3. 協定原則上不經總統批准，但特定重要協定仍須送立法院審議或查照。

以下均以命題當年，即民國110年之《條約締結法》及相關法規為準。

一、「條約」之定義

依《條約締結法》規定，條約係指：

我國與外國、國際組織或其他國際法主體所締結之國際書面協定，不論其名稱為何，且受國際法規範者。

其構成要件如下：

1. 當事人須具有國際法上締約能力

締約一方為我國，另一方則可能是：

• 外國；
• 國際組織；
• 其他國際法主體。

因此，單純由我國中央機關與外國地方政府、私人企業或民間團體所簽署之文件，未必當然屬於《條約締結法》上的條約。

2. 必須是國際書面協定

條約須以書面方式存在，內容通常包括締約當事人、權利義務、履行方式、生效條件、終止或退出程序等。

口頭承諾即使具有一定外交意義，也不符合《條約締結法》所稱的「國際書面協定」。

3. 必須受國際法規範

條約的法律效力來自國際法，而非單純的政治宣示或行政合作意向。例如雙方約定互負具有法律拘束力之義務，即可能屬於條約；若僅表達共同願景、政策立場或合作意向，則未必具有條約性質。

4. 名稱不是判斷標準

文件名稱可能使用：

• Treaty；
• Convention；
• Pact；
• Charter；
• Agreement；
• Protocol；
• Exchange of Notes。

即使名稱不是「條約」，只要符合條約的實質要件，仍可能屬於法律上的條約。反之，名稱雖稱為「條約」，若欠缺國際法上的法律拘束力，也不能僅憑名稱認定為條約。

二、「協定」之定義

依《條約締結法》規定，協定係指：

我國與外國、國際組織或其他國際法主體締結之國際書面協定，不以條約為名且未定有批准條款者。

協定仍必須具備下列要件：

• 我國與具有國際法上締約能力之對方締結；
• 以書面方式作成；
• 內容受國際法規範；
• 文件名稱不以「條約」為名；
• 文件中未約定須經批准始生效。

因此，協定並不是沒有法律效力的外交文件。只要其內容受國際法規範，仍然可能對締約國產生國際法上的拘束力。

協定與條約的差異，主要在於正式程度及國內批准程序，而非「有無法律效力」。

三、條約與協定的關係

可以將二者理解如下：

• 「條約」是具有較高正式性、通常定有批准程序的國際協定；
• 「協定」則是未以條約為名，且未定有批准條款的國際書面協定；
• 二者皆可能具有國際法上的拘束力；
• 文件名稱不是唯一標準，仍須綜合觀察內容、締約意旨及是否定有批准條款。

考試時最容易出現的錯誤，是認為凡稱為 Agreement 者均屬協定，凡稱為 Treaty 者均屬條約。此種判斷過於形式化，並不符合《條約締結法》的規定。

四、條約之締結程序

條約的程序較為正式，主要包括下列階段：

1. 談判及草簽

由主管機關會同外交部辦理談判。涉及外交、國防、財政、經濟或其他重大事項者，應依政府權責及行政程序辦理。

2. 行政院核定及簽署

條約草案完成後，須循行政程序報請行政院核定，並由有權代表我國之人員簽署。

簽署本身通常代表我國表達同意條約文本，並可能產生不得破壞條約目的之義務，但通常尚不等於我國已完成最終承諾。

3. 送立法院議決

依憲法及《條約締結法》規定，條約原則上須送立法院審議、議決。

這是條約與一般行政性協定最重要的程序差異。立法院的議決具有民主正當性及國會監督功能，尤其涉及國家重大權利義務、領土、國防、外交、財政或法律事項者，更須經立法院審議。

4. 總統批准

核心觀念

本題在考國際刑法上的國家刑事管轄權，應依犯罪行為與犯罪人、被害人之間的連結，分別判斷：

1. 屬地管轄原則（territorial principle） 犯罪行為發生於一國領域內，該國得對犯罪行為及犯罪人行使刑事管轄權。屬地管轄是國家刑事管轄權的主要基礎。

2. 屬人管轄原則中的主動國籍原則（active nationality principle） 犯罪人具有本國國籍時，本國得依其國籍對犯罪人行使刑事管轄權，即使犯罪發生在境外。

3. 被動國籍原則（passive personality principle） 被害人具有本國國籍時，被害人國籍國得主張刑事管轄權。本原則早期爭議較大，現代國際法已逐漸承認，尤其適用於重大犯罪，但仍須受國內法及國際法限制。

4. 普遍管轄原則（universal jurisdiction） 對海盜、種族滅絕、戰爭罪、危害人類罪等國際社會共同禁止的重大犯罪，任何國家在一定條件下均得管轄。本題是一般殺人罪，原則上不屬於普遍管轄範圍。

此外，應區分：

• 規範管轄權：國家制定法律使行為成為犯罪。
• 裁判管轄權：國家法院審判犯罪。
• 執行管轄權：逮捕、搜索、拘提及執行刑罰。

一國在他國領域內不得未經同意直接行使警察權或逮捕權，否則即侵害他國領土主權。

解題方法

本題可採「犯罪行為地—犯罪人國籍—被害人國籍」三階段分析：

1. 先看犯罪發生地：A 在乙國境內殺害 B、C，乙國具有屬地管轄權。
2. 再看犯罪人國籍：A 具有甲國籍，甲國得依主動國籍原則主張管轄權。
3. 最後看被害人國籍：C 具有丙國籍，丙國得依被動國籍原則主張對殺害 C 部分的管轄權。
4. B 與 A 同為甲國籍，因此甲國對殺害 B 部分同時具有犯罪人國籍與被害人國籍的連結，但對甲國而言，主要法律基礎仍是主動國籍原則。
5. A 逃回甲國後，乙國若欲在甲國逮捕 A，須依引渡、司法互助或其他合法國際合作程序進行，不能直接派員至甲國執法。

甲國之管轄權

一、對殺害 B 部分：主動國籍原則

A 具有甲國國籍，甲國得依主動國籍原則，對其國民在境外所犯的犯罪行使刑事管轄權。

因此，即使殺人行為發生於乙國，甲國仍可依本國刑法的境外效力規定，對 A 在境外殺害 B 的行為進行偵查、起訴及審判。

甲國的法律基礎包括：

• A 的甲國國籍；
• 國家對本國國民的屬人管轄權；
• 甲國刑法關於本國人民在境外犯罪的規定。

B 同樣具有甲國國籍，甲國亦可主張其對本國國民 B 遭殺害具有重大利益。不過，若從管轄權分類而言，甲國對 A 的主要管轄基礎是主動國籍原則，而非被動國籍原則。

二、對殺害 C 部分：仍得依主動國籍原則

C 具有丙國國籍，但犯罪人 A 具有甲國國籍，因此甲國仍可依主動國籍原則，對 A 殺害 C 的行為行使刑事管轄權。

換言之，主動國籍原則所關注的是「犯罪人是誰」，不以被害人是否為本國人為必要條件。

三、甲國境內的執行管轄權

A 已逃回甲國藏匿，甲國對位於本國領域內的 A，具有執行管轄權。甲國得依本國法：

• 逮捕 A；
• 進行刑事偵查；
• 起訴及審判；
• 在判決確定後執行刑罰。

乙國不得未經甲國同意，直接派遣警察進入甲國逮捕 A。乙國須透過正式引渡程序請求甲國移交 A。

若甲國拒絕引渡，國際法上並無一項適用於所有普通殺人罪的普遍「引渡或起訴」義務。除非兩國間存在引渡條約、區域協定或其他特別法源，甲國通常仍可依本國法決定是否起訴 A。

乙國之管轄權

一、屬地管轄原則是乙國最主要、最直接的依據

A 在乙國境內同時殺害 B 與 C，犯罪行為地位於乙國領域內。因此，乙國得依屬地管轄原則，對兩起殺人行為行使刑事管轄權。

乙國的管轄基礎包括：

• 殺人行為在乙國境內發生；
• 犯罪結果在乙國境內發生；
• 乙國的領土主權及維護境內公共秩序的國家利益。

屬地管轄不因 A、B、C 的國籍而消滅。即使三人均為外國人，只要犯罪發生在乙國領域內，乙國仍得管轄。

本題中：

• A 殺害 B：乙國依屬地原則具有管轄權；
• A 殺害 C：乙國同樣依屬地原則具有管轄權。

二、乙國具有優先性的管轄基礎

甲國及丙國亦可能主張管轄權，但乙國是犯罪發生地國，通常具有最密切的事實與證據連結，包括：

核心觀念

本題比較的是《聯合國憲章》下兩種主要機關決議的法律效力，核心在於區分：

1. 聯合國大會決議原則上屬於「建議性決議」。
2.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在符合《聯合國憲章》規定時，對會員國具有法律拘束力。
3. 即使大會決議通常不具拘束力，也可能在預算、組織內部事項上產生拘束效果，並可能成為國際習慣法形成或認定的證據。

以下以命題當年（民國110年）《聯合國憲章》及國際法原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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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方法

本題可採「法源依據—決議性質—拘束對象—法律效果」四層次分析：

1. 先說明聯合國大會與安全理事會在憲章上的權限。
2. 再判斷其決議是建議、內部決定，或對會員國具有拘束力的決定。
3. 最後補充例外情形及實務上的法律效果，避免將兩者簡化為「大會決議一律無效力、安全理事會決議一律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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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聯合國大會決議的法律效力

（一）原則：對會員國僅具建議性，通常不具法律拘束力

依《聯合國憲章》第10條，聯合國大會得討論憲章範圍內的事項，並得向會員國或安全理事會提出建議。

第11條至第14條亦多次使用「建議」性質的規定，例如：

• 大會得就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一般原則提出建議。
• 大會得建議和平解決可能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情勢。
• 大會得建議促進國際合作及人權保障的措施。

因此，大會決議通常是政治性或宣示性的建議，不會僅因大會通過，就使會員國負有必須履行的國際法義務。

例如，大會通過關於人權、殖民地問題、國際和平或國際合作的決議，原則上是表達國際社會的共同立場，會員國通常不因單一決議而直接承擔新的法律義務。

（二）例外一：聯合國內部組織事項可能具有拘束力

大會並非所有決議都只是對外建議。依《聯合國憲章》第17條，大會審議並核准聯合國預算，會員國依大會分攤的經費負擔，具有法律義務。

因此，關於下列事項的決議，通常具有內部拘束力：

• 聯合國預算；
• 會員國應負擔的分攤款；
• 聯合國內部行政與組織運作；
• 依憲章授權所作的人事或程序性決定。

《聯合國憲章》第17條第2項明定，聯合國經費由會員國依大會分配之比例負擔。會員國不能以反對預算決議為由，否定其所應負擔的經費義務。

這表示：大會決議對會員國的效力，必須區分其屬於對外政策建議，或屬於憲章明文授權的大會內部決定。

（三）例外二：部分大會決議具有程序上的必要效果

某些事項雖由大會作成決議，但其法律效果來自憲章的特別規定。例如：

• 新會員加入聯合國，須經安全理事會建議，再由大會決議接納，見《聯合國憲章》第4條。
• 聯合國機關的選舉或組織內部安排，亦可能因憲章授權而產生法律效果。

此類決議不宜概括認定為單純建議，應檢視憲章是否賦予其特定法律功能。

（四）大會決議與國際習慣法的關係

大會決議即使本身不具拘束力，仍可能對國際法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包括：

1. 證明國家對某一法律原則的認知；
2. 證明國家實踐及法律確信；
3. 協助解釋既有條約或憲章規範；
4. 促進國際習慣法或一般法律原則的形成。

但是，大會決議不能僅因獲得多數通過，就當然成為國際習慣法。是否形成習慣法，仍須具備國家實踐與法律確信等要件。

所以，大會決議的法律效力可整理如下：

• 對外一般政策事項：原則上不具拘束力；
• 聯合國內部預算、行政與組織事項：依憲章規定可能具有拘束力；
• 對國際習慣法：具有證據、宣示及促進形成的作用，但不當然等同於習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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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的法律效力

（一）核心法源：《聯合國憲章》第25條

《聯合國憲章》第25條規定，聯合國會員國同意依本憲章接受並履行安全理事會的決定。

此條是安全理事會決議具有拘束力的主要依據。會員國加入聯合國，即承諾接受並履行符合憲章的安全理事會決定。

因此，安全理事會決議與大會決議最大的差異，在於安全理事會具有作成對會員國具拘束力決定的憲章權限。

（二）第六章與第七章的區分

1. 第六章：和平解決爭端

《聯合國憲章》第六章主要處理和平解決爭端。安全理事會可以：

• 調查爭端或可能引起國際摩擦的情勢；
• 建議爭端當事國採取和平解決方式；
• 建議適當的程序或調整條件。

此類決議多具有建議性，尤其是使用「建議」、「促請」、「呼籲」等措辭，通常不等於第25條所稱的拘束性「決定」。

2. 第七章：對和平之威脅、和平之破壞及侵略行為

《聯合國憲章》第七章授權安全理事會處理：

• 對和平之威脅；
• 和平之破壞；
• 侵略行為。

依第39條，安全理事會先判斷是否存在上述情形，再依第41條或第42條採取措施。

第41條所列措施包括：

• 經濟制裁；
• 貿易禁運；
• 武器禁運；
• 金融制裁；
• 旅行禁令；
• 外交關係中斷。

第42條則涉及空海陸軍事行動。

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兩個相互關聯、但法律性質不同的概念：

1. 貿易法上的「文化例外」
2.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多元表達之促進與保護公約》對文化政策及國際貿易規範的影響

本題涉及的法源，應以命題當年（民國 110 年）法規及國際規範為準。

一、文化例外之涵義

「文化例外」（cultural exception）係指：文化產品與文化服務具有超越一般商品的特殊性，不只是可交易的經濟財貨，同時也是一國或民族表達語言、歷史、價值、認同及生活方式的重要媒介，因此不應完全依照一般商品的自由貿易邏輯處理。

其核心主張包括：

• 文化產品及服務具有經濟價值與文化價值的雙重性。
• 國家應保有制定文化政策的空間，以維護本國文化認同及文化多樣性。
• 國家得採取補助、配額、投資限制、廣播比例、語言政策及其他文化扶植措施。
• 文化政策不應因貿易自由化而被迫全面撤除。

法國及許多歐洲國家特別重視電影、電視、出版、音樂及視聽服務，主要原因是美國文化產品具有高度市場競爭力。若文化產品完全開放市場競爭，小型國家或語言市場可能因本國文化產業規模不足而受到壓縮，進而造成文化內容單一化。

因此，文化例外不是單純的保護主義，而是主張：

文化產品與服務不能被視為與鋼鐵、汽車或一般消費品完全相同的商品。

二、文化例外在 GATT／WTO 架構下的意義

文化例外最具代表性的爭議，發生在 GATT 烏拉圭回合談判及其後的 WTO 貿易規範談判中。

法國等國家希望將文化例外明文納入貿易協定，使會員國得以在文化領域保留較大的管制權。例如：

• 對外國電影或電視節目設定播映比例；
• 對本國電影、出版或音樂產業提供補助；
• 對外國文化服務提供者設定市場進入限制；
• 維持公共廣電及國家文化政策；
• 對文化產品採取有利於本國文化發展的措施。

然而，GATT 及 WTO 並未形成一項概括性的「文化例外條款」，使所有文化措施當然排除於貿易規範之外。

在 WTO 法制中，相關問題通常必須依個別協定判斷，例如：

• GATT 1994 的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及數量限制規範；
• GATS 對服務貿易的市場開放與國民待遇；
• 會員國是否對視聽服務作出具體承諾；
• GATT 第 20 條一般例外中是否可適用公共道德、國寶等規定。

其中，GATT 第 20 條第 (f) 款涉及「保護具有藝術、歷史或考古價值之國寶」，但其適用範圍相當有限，不能直接等同於完整的文化例外。GATT 第 20 條第 (a) 款之公共道德例外，亦須符合必要性及防止任意歧視、變相限制貿易等要求。

所以，文化例外的主要成果並不是建立一項自動優先於 WTO 義務的全面豁免，而是在談判過程中使會員國得以：

• 不對部分文化服務作出承諾；
• 在協定中保留文化政策措施；
• 透過補助、配額等政策工具維持本國文化發展。

換言之，文化例外在 WTO 中較接近「保留文化政策空間」的談判主張，而非一項普遍適用的法定免責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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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元表達之促進與保護公約》的內容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2005 年通過《文化多元表達之促進與保護公約》，並於 2007 年生效。該公約的基本立場是：文化具有雙重性，既是經濟活動的一部分，也是人類身分、價值及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

一、文化多元表達的意義

「文化多元表達」是指不同群體、社會及國家以各種方式表達、創造、生產、傳播及享受文化的多樣性。

該公約所保護的文化表達，不僅限於傳統藝術，也涵蓋：

• 電影及電視；
• 音樂及表演藝術；
• 出版及數位內容；
• 語言及文學；
• 文化創意產業；
• 其他具文化內容的商品及服務。

二、國家保有文化政策權

公約第 5 條承認締約國依其主權所享有的權利，得採取措施保護並促進文化多樣性。公約第 6 條並列舉締約國得採取的政策工具，例如：

• 法規及政策措施；
• 配額及其他文化內容措施；
• 對文化活動、產品及服務提供補助；
• 支持非營利文化機構；
• 協助本國文化產業進入國際市場；
• 促進媒體多樣性及多元文化表達。

這些規定與文化例外的主張高度一致，均強調國家不應因文化產品具有貿易性質，就完全喪失文化政策自主權。

三、文化與貿易的平衡

公約並未主張國家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以文化為名阻礙貿易。其基本方向是：

• 保障文化多樣性；
• 尊重人權及基本自由；
• 促進不同文化間的交流；
• 鼓勵國際合作；
• 兼顧文化政策與國際貿易秩序；
• 避免以文化保護為名進行任意歧視或不當貿易限制。

因此，公約是「文化保護」與「國際交流」並重，而非單純鼓勵封閉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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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之關係

一、文化例外是貿易談判中的政策主張

文化例外主要源自 GATT／WTO 談判，核心問題是：

WTO 自由貿易規範是否應對文化產品及服務給予特殊待遇？

它屬於國際貿易談判及貿易法政策上的概念，目的在於限制自由貿易規範對國家文化政策的壓縮。

二、文化公約提供文化保護的國際規範基礎

《文化多元表達之促進與保護公約》則是在 UNESCO 架構下形成的國際文化法文件，明確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