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 司法特考三等 監獄官(女) 刑事政策 考古題詳解

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的是「刑事政策上以組織犯罪刑法化方式打擊詐欺犯罪」所產生的正當性與副作用，重點不在單純解釋犯罪成立要件，而在檢驗刑罰手段是否符合：

1. 罪刑相當與比例原則
2. 責任原則與個別化處遇
3. 刑法謙抑性與最後手段性
4. 刑事司法資源配置
5. 犯罪預防與再社會化功能

以命題當年（民國110年）法規為準。《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於民國107年修正後，將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以實施詐術等犯罪為手段的有結構性組織納入犯罪組織範圍，因此詐騙集團得被認定為犯罪組織。《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則處罰參與犯罪組織之行為。

現行法日後已有修正，實際適用仍應依行為時法及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判斷；本題解答仍以民國110年命題時法規為準。

解題方法

本題可採取「立法目的—實務適用—刑事政策評價」三層次作答：

第一，說明立法者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打擊詐騙集團的政策目的，例如強化對集團性犯罪的處罰、擴大偵查工具及提高犯罪成本。

第二，分析取款車手在犯罪組織中的實際角色、主觀責任及經濟處境，檢討將其一律以「參與犯罪組織」處罰是否符合責任原則。

第三，提出此種立法與實務運作可能產生的刑事政策問題，並說明較合理的修正方向，包括責任分級、個別化量刑、預防再犯及改善社會經濟因素。

一、立法目的具有正當性

詐騙集團具有分工細密、層級化、跨地域及持續營利等特徵，單純以個別詐欺罪處理，容易出現下列困難：

• 難以追查幕後首腦與資金流向。
• 集團成員彼此分工，個別成員未必直接參與全部詐欺行為。
• 犯罪所得移轉迅速，傳統個別犯罪模式不易完整評價集團危險性。
• 指揮者、招募者、話務人員、帳戶提供者及取款車手各自分工，形成犯罪組織的整體危害。

因此，將符合要件的詐騙集團納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具有打擊犯罪組織、提高犯罪成本及追究核心人物責任的政策功能。

問題在於，刑事政策不能只看「能否擴大處罰」，還必須進一步檢驗處罰對象、刑度及司法效果是否合理。

二、將取款車手納入犯罪組織罪，可能形成責任與處罰失衡

（一）組織核心與邊陲角色的責任差異未充分反映

詐騙集團內部通常存在明顯的責任層級：

• 首腦、操縱者及指揮者負責規劃犯罪模式。
• 招募者、話務人員及技術人員負責運作犯罪流程。
• 取款車手通常僅依指示前往特定地點領取款項。
• 部分車手對集團組織、犯罪規模及實際分工欠缺完整認識。

若僅因車手提供提領詐騙款項的功能，即認定其「參與犯罪組織」，並與集團其他重要成員一併以組織犯罪處罰，容易忽略犯罪參與程度、獲利多寡、指揮權限及實際危害的差異。

這會造成形式上同罪，實質上責任差異卻未充分反映的問題，違反刑法上的責任原則與個別化處罰要求。

（二）主觀責任的認定可能過度擴張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處罰參與犯罪組織行為。實務上，若行為人明知或具有故意而加入並協助犯罪集團運作，即可能成立參與犯罪組織罪。

但取款車手往往只接觸犯罪流程的一小部分，對於下列事項未必知悉：

• 集團的組織架構。
• 幕後指揮者身分。
• 集團成員人數。
• 其他成員所實施的犯罪內容。
• 犯罪所得的實際流向及規模。

若僅依「曾經提領款項」、「依指示前往取款」等客觀行為，即推論其明知並參與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的犯罪組織，可能使參與組織罪變成單純加重處罰的工具，而未充分區分：

1. 明知自己加入詐騙集團並持續提供勞務者。
2. 僅偶然受雇、對犯罪性質認識有限者。
3. 受他人脅迫、欺騙或利用者。
4. 僅有一次性、片段性協助行為者。

刑事政策上，犯罪故意與責任程度應具體判斷，不能以職務名稱或單一行為直接取代主觀要件的證明。

三、刑罰可能產生過度犯罪化與刑罰加重效果

（一）犯罪組織罪可能造成「一罪之外再加一罪」的效果

取款車手通常已可能涉及詐欺、洗錢或參與犯罪所得移轉等犯罪。若再以參與犯罪組織罪處罰，便會產生多重刑事責任與刑度加重效果。

此種處罰在打擊核心首腦時具有必要性，但對於犯罪組織邊陲成員，若未依參與程度加以區別，容易形成：

• 罪名疊加。
• 刑度過重。
• 實際刑責超過行為人可預見及可歸責的範圍。
• 以組織犯罪罪吸收或取代個別犯罪責任評價的現象。

刑事政策上，犯罪組織罪應著重於組織性、持續性及集團危險性，不宜單純作為所有詐欺共犯的普遍加重條款。

（二）刑法謙抑性受到挑戰

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刑法》第91條之1所定「刑後強制治療」之制度目的、法律性質、憲法爭議，以及司法院釋字第799號解釋對其合憲性的判斷。

依命題當年（民國110年）法規：

《刑法》第91條之1規定，對於因犯強制性交罪等性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之執行者，於刑之執行前，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得令入相當處所，施以強制治療；刑後強制治療期間，至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

其制度重點可整理如下：

1. 適用對象：特定性犯罪者。
2. 發動要件：經專業鑑定、評估認定仍具有再犯危險。
3. 執行時點：刑期執行完畢後，接續施行。
4. 期間：以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終止標準，而非固定期間。
5. 法律性質：屬於保安處分，而非刑罰。

解題方法

本題宜採「制度目的—現行規定—憲法爭議—釋字799」四段式作答：

第一，先說明刑後強制治療是針對受刑人刑滿後仍具有高度再犯危險所設的特殊預防措施。

第二，再分析其法律性質與運作方式，說明它雖然在刑罰執行完畢後仍限制人身自由，但法律上不是對過去犯罪的再度處罰，而是以降低未來再犯危險為目的。

第三，指出制度爭議集中在長期甚至不定期限制人身自由、專業鑑定的可靠性、司法程序保障、比例原則，以及刑罰與保安處分界線等問題。

第四，以釋字第799號解釋說明：刑後強制治療制度本身具有正當目的，原則上並不當然違憲；但其執行仍須受到法律保留、比例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的拘束，尤其不得由行政機關以過於空泛的方式決定人民何時繼續受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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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後強制治療之目的

（一）防止性犯罪者再犯

刑後強制治療的首要目的，是降低性犯罪者在刑期屆滿後再次實施性犯罪的危險。

性犯罪常涉及性偏差、衝動控制障礙、人格特質或扭曲的性認知。部分犯罪者即使完成刑罰，仍可能具有高度再犯危險。若僅因刑期屆滿即當然釋放，可能無法充分回應被害人及社會的安全需求。

因此，刑後強制治療是以「未來危險性」為核心，而不是單純以過去犯罪的嚴重程度作為繼續拘束的理由。

（二）矯治及復歸社會

強制治療並非單純隔離或懲罰，而是透過心理治療、性偏差矯治、認知行為治療、情緒及衝動控制訓練等方式，使受治療者降低性犯罪再犯危險。

其終極目的應是使受治療者具備回歸社會的能力，而非永久排除於社會之外。

（三）保護被害人及社會公共安全

性犯罪通常會對被害人的身心造成長期且嚴重的傷害，社會對此類犯罪亦具有高度恐懼。因此，刑後強制治療兼具被害人保護與公共安全維護功能。

不過，公共安全目的不能成為無限制延長拘束人民的概括理由，仍須以個案鑑定結果及具體再犯危險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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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後強制治療之法律性質

刑後強制治療屬於保安處分，具有以下特徵：

1. 不是針對過去犯罪行為所給予的罪責非難。
2. 不是以報應或一般預防為主要目的。
3. 是針對行為人目前所具有的危險性所採取的措施。
4. 以改善、治療及防止再犯為核心。

刑罰主要回答「行為人過去做了什麼」；保安處分則主要回答「行為人現在是否仍具有危險，以及如何降低該危險」。

因此，刑後強制治療雖然具有拘束人身自由的效果，但其法律評價不能僅因「刑滿後仍被留置」便直接等同於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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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行規定之主要爭議

（一）不定期或欠缺明確上限，可能造成長期拘束

《刑法》第91條之1以「再犯危險顯著降低」作為停止治療的重要標準，而不是明定最長治療期間。

此種設計具有個別化處遇的優點，因為每個人的治療需要及危險程度不同；但也產生重大疑慮：

• 何謂「再犯危險顯著降低」不夠明確。
• 專業人員的鑑定可能存在主觀判斷。
• 受治療者可能因評估標準不一而長期無法離開。
• 刑後強制治療可能實質上變成無期限拘禁。

因此，制度必須建立明確的鑑定標準、定期評估、停止治療程序及司法救濟機制。

（二）可能形成刑罰與保安處分的雙重拘束

刑期執行完畢後，受刑人仍被強制留置及治療，容易被認為是「刑罰執行完畢後的再次處罰」。

爭議在於：如果強制治療實際上只是繼續隔離，而缺乏真實有效的治療內容，即可能失去保安處分的正當性，轉變為刑罰的延長。

因此，強制治療必須具有實質治療內容，並且其存續要與受治療者的具體危險性相連結。

（三）鑑定及評估的準確性問題

刑後強制治療以「再犯危險」為核心，但犯罪再犯預測本質上具有不確定性。

若僅依犯罪類型、過去刑期或抽象人格特徵判斷，而未考量個案的治療成果、行為改善、家庭支持、社會適應能力等因素，容易造成過度拘束。

因此，鑑定不能僅為一次性判斷，而應包含：

• 多專業評估；
• 個人治療紀錄；
• 行為表現及情緒控制狀況；
• 再犯危險的具體理由；
• 定期重新評估。

（四）司法程序保障不足的疑慮

刑後強制治療會嚴重限制人身自由，國家不能僅由行政機關或治療機構單方面決定是否繼續拘束。

應保障受治療者：

• 知悉鑑定及評估理由；
• 陳述意見及提出證據；
• 獲得律師協助；
• 對繼續治療的決定提起救濟；
• 由法院進行實質審查。

這是刑後強制治療能否符合正當法律程序的重要關鍵。

（五）比例原則問題

依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國家限制人民權利必須符合：

1. 目的正當；
2. 手段有助於目的達成；
3. 沒有其他侵害較小的替代手段；
4. 所造成的公益與私益損害之間具有合理衡平。

核心觀念

本題涉及三個核心問題：

1. 罰金刑的規範目的與量刑基礎。
2. 沒收犯罪所得的規範目的與法律性質。
3. 《刑法》第58條允許法官於犯罪所得範圍內加重罰金，是否造成重複制裁，並符合罪刑相當與比例原則。

以下以命題當年，即民國110年法規為準。

一、罰金刑

罰金刑是剝奪犯罪行為人一定財產利益的刑罰，與自由刑、拘役同屬刑罰種類。其主要目的包括：

• 對犯罪行為人施加非難及痛苦，實現應報。
• 藉由財產制裁達成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
• 依犯罪情節及行為人資力，形成個別化且有效的制裁。
• 避免犯罪所得使犯罪行為人獲利，降低「犯罪具有經濟利益」的誘因。

依《刑法》第57條，量刑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犯罪一切情狀。第58條進一步規定，科罰金時，除依第57條外，還應審酌犯罪行為人之資力及犯罪所得之利益。

因此，罰金並非單純依犯罪抽象危害性決定，還須考量行為人的支付能力。對資力雄厚者，數額過低可能無法發揮刑罰效果；對資力薄弱者，過高的罰金則可能形成過度侵害。

二、沒收犯罪所得

沒收犯罪所得的核心目的，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因犯罪取得的利益，使其回復到「未因犯罪而獲利」的狀態。其主要功能包括：

• 徹底消除犯罪利得。
• 防止犯罪行為人保有犯罪收益。
• 避免「犯罪所得高於刑罰成本」而形成犯罪誘因。
• 維護法秩序及社會公平。

沒收犯罪所得原則上不是針對行為人施加額外痛苦的刑罰，而是將犯罪所得剝除，使行為人不能因犯罪而增加財產。因此，沒收的計算重點不是行為人的責任程度或資力，而是犯罪所得及其現存利益範圍。

舉例而言，行為人因犯罪取得100萬元，縱使犯罪所得已經花用，仍可能依替代價額等制度，追徵其相當價額。其理由在於犯罪行為人不得藉由處分、隱匿或消費犯罪所得而保有不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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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方法

本題應採取「法律性質區分法」：

第一步，先分別說明罰金刑與沒收犯罪所得的目的。

第二步，判斷兩者是否具有相同功能。如果罰金與沒收都只是單純剝奪犯罪所得，則同時適用可能造成重複制裁；如果兩者目的不同，原則上可以併存。

第三步，再以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評價《刑法》第58條是否設有足夠限制。

可用下列架構表示：

$$\text{合理性判斷} = \text{目的正當性} + \text{手段適合性} + \text{必要性} + \text{衡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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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58條之規範意旨

《刑法》第58條規定：

科罰金時，除依前條規定外，並應審酌犯罪行為人之資力及犯罪所得之利益。如所得之利益超過罰金最多額時，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

本條具有兩個層次的功能。

一、以資力調整罰金的實際刑罰效果

同一數額的罰金，對不同資力之人造成的負擔並不相同。例如，100萬元對資力雄厚者可能影響有限，對一般受薪者則可能造成重大生活衝擊。

因此，審酌資力可以使罰金刑的實際效果較為公平，避免罰金對有錢人失去制裁效果，也避免對經濟弱勢者造成不相稱的負擔。

二、提高犯罪成本，避免犯罪仍然有利可圖

如果犯罪所得遠高於法定罰金最高額，即使判處法定最高罰金，行為人仍可能保留相當利益。例如：

• 犯罪所得：1,000萬元
• 法定罰金最高額：100萬元

若只能科處最高100萬元罰金，行為人仍可能保有900萬元利益。此時，刑罰即不足以消除犯罪的經濟誘因。

因此，第58條允許在犯罪所得超過罰金最高額時，於所得利益範圍內酌量加重，使罰金具有更充分的嚇阻功能。

須注意的是，本條是「得」酌量加重，而不是「應」加重；且必須「酌量」決定，並非一律將罰金提高至犯罪所得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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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定是否合理

一、合理之處

（一）符合刑罰個別化及實效性

罰金刑若完全不考慮行為人資力，容易產生制裁失衡。第58條要求審酌資力，可以使罰金真正對行為人發生相當的制裁效果。

（二）避免犯罪利得抵銷刑罰效果

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刑事政策中的「重刑化」或「重刑立法」現象，重點不在個別犯罪構成要件，而在於分析立法者提高刑度、擴大刑罰適用範圍的正當性，以及重刑政策所帶來的刑事司法效果與副作用。

所謂重刑立法，係指立法者透過提高法定刑上限或下限、增訂加重結果犯、提高罰金刑、限制緩刑及假釋等方式，使犯罪行為受到更嚴厲的刑事制裁。其政策目的通常包括：

1. 強化一般預防；
2. 強化特別預防；
3. 表現國家對重大法益的保護；
4. 回應社會對重大犯罪的非難與被害人保護需求。

本題所舉案例，分別涉及生命法益、公共安全及食品安全等重大社會法益，均具有高度危險性與廣泛被害範圍，因此成為重刑化立法的典型例子。

答題時應掌握一項基本原則：刑罰嚴厲程度只是刑事政策的一環，犯罪預防效果還受到刑罰確定性、迅速性、執法品質、犯罪人特性及社會環境等因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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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方法

本題適合採取「立論依據—政策功能—負面影響—綜合評價」的四段論述方式：

1. 先界定重刑立法的意義；
2. 說明支持重刑立法的正當化理由；
3. 分析重刑化可能產生的刑事司法與社會影響；
4. 以罪刑相當、比例原則及刑罰最後手段性作總結。

法條部分，應以命題當年法規為準，將題目列舉的法條作為重刑化趨勢的具體例證：

• 《刑法》第276條：過失致死罪；
• 《刑法》第185條之3：不能安全駕駛罪；
•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攙偽假冒罪。

答題時不宜只羅列「刑度提高」的優缺點，必須將刑罰理論與刑事政策效果連結起來，例如從一般預防、特別預防、應報思想、法益保護、刑罰威嚇效果及刑事司法資源等面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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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刑立法的立論依據

（一）一般預防：透過刑罰威嚇降低犯罪

一般預防係以社會全體人民為對象，藉由刑罰的威嚇，使潛在犯罪人放棄犯罪行為。

重刑立法的基本假設是：犯罪人會衡量犯罪利益與犯罪成本。當法律提高刑罰，使犯罪成本增加，人民即可能因畏懼刑罰而降低犯罪意願。以酒後駕車、食品攙偽假冒為例，行為人若知悉一旦造成死亡或危害多數消費者，即須承受長期自由刑，刑罰威嚇可能促使其在行為前提高注意。

刑罰威嚇效果可簡化表示為：

$$犯罪成本 = 刑罰嚴厲性 \times 刑罰確定性 \times 刑罰迅速性$$

提高刑度只是增加「刑罰嚴厲性」。若查緝不力、定罪率低或裁判及執行過度遲延，重刑所增加的犯罪成本仍然有限。因此，重刑立法必須與有效查緝及迅速審判相配合。

（二）特別預防：隔離危險犯罪人及促進矯治

特別預防係以已經犯罪的行為人為對象，目的包括：

1. 透過自由刑隔離犯罪人，使其在服刑期間無法繼續危害社會；
2. 透過矯治、教育、戒癮及職業訓練，降低再犯可能性；
3. 透過刑罰使犯罪人產生責任意識。

對於反覆酒後駕車、具有高度暴力性或以牟利方式持續製造危害食品的行為人，重刑可發揮社會防衛及隔離功能。

然而，重刑本身不當然等於有效矯治。若監獄僅具消極隔離功能，缺乏個別化處遇，長期監禁也可能使犯罪人與犯罪次文化更加接近。

（三）應報與罪責相當：回應行為非難程度

應報思想認為，刑罰是對犯罪行為及其罪責的相應制裁。當行為人對生命、身體、公共安全或食品安全造成重大危害時，若僅處以過輕刑罰，將使人民產生「犯罪與刑罰失衡」的不公平感。

重刑立法可表達下列價值判斷：

• 生命法益受到高度保護；
• 公共安全不得任意犧牲；
• 食品業者負有較高的社會責任；
• 以營利為目的侵害多數不特定人民者，具有較高非難性。

因此，提高刑度具有實現罪刑相當及社會正義的功能。

（四）法益保護與社會防衛

刑法具有保護重要法益的功能。過失致死涉及生命法益，不能安全駕駛涉及道路交通及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身體安全，攙偽假冒則涉及消費者健康、食品交易秩序及社會信賴。

特別是現代社會中，危害行為往往具有大量性、匿名性及擴散性。一名酒駕者可能同時危及許多道路使用者；一家食品業者的攙偽行為可能使大量消費者受害。因此，國家以較嚴厲刑罰回應，具有保護不特定多數人的政策理由。

（五）滿足社會安全感及被害人保護需求

重大交通事故、食品安全事件及過失致死案件，通常會引起高度社會關注。被害人家屬常認為原有刑度不足以反映生命及健康損害，要求國家提高刑罰。

重刑立法具有象徵及宣示功能，可向社會表示：

• 國家重視被害人權益；
• 國家不容忍重大危險行為；
• 特定法益具有高度公共價值。

此種規範宣示有助於維持人民對法律的信賴，但仍不得僅以民意壓力取代理性刑事政策。

（六）刑事政策的風險管理功能

現代刑事政策不只處理已完成的實害，也重視重大危險行為的預防。對於酒駕、食品攙偽等行為，即使尚未造成實際死亡或大規模傷害，仍可能具有高度危險性。

因此，立法者可能採取提高危險犯刑度、加重結果犯刑度及提高業務責任等方式，將刑法作為社會風險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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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刑立法可能產生的正面影響

（一）提高人民守法意識

重刑立法能清楚傳達國家對重大危險行為的否定評價，使人民了解特定行為不只是違反行政規則，而是具有刑事責任的嚴重違法行為。

例如，不能安全駕駛不必等到發生死亡結果才受到嚴厲對待，能夠彰顯酒駕本身即具有高度危險性。

（二）加強一般預防效果

刑度提高後，部分潛在犯罪人可能重新評估犯罪成本，降低犯罪意願，尤其對於具有正常社會生活、重視名譽及自由的行為人，刑罰威嚇較可能發揮作用。

（三）強化被害人及社會的正義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