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 高普考高考三級 檔案管理 本國現代史 考古題詳解

核心觀念

本題要掌握民國建立初期「革命派的政治正當性」與「袁世凱的軍事實力」如何交會，並說明孫中山辭卸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接掌政權的背景與後續評價。作答時須區分兩個職位：孫中山是中華民國首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先接任臨時大總統，後經國會選舉成為首任正式大總統。

這段交接不是單純的職位遞補，而是南北議和下的政治妥協：革命派以讓出總統職位，交換袁世凱促成清帝退位、接受共和；袁世凱則憑藉北洋軍隊與北京政權的實力，逐步取得中央政府的主導權。

解題方法：以「情勢—協議—交接—評價」作答

一、革命政府與北洋勢力並存

1911年武昌起義後，各省陸續宣布獨立，革命派在南京籌組臨時政府。孫中山於1912年1月1日就任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

然而，南京臨時政府的軍事與財政資源有限，尚未掌握全國；北方則由袁世凱掌握北洋軍隊及清廷中央政權。南北雙方勢力不對等，革命派難以單靠南京政府推翻清廷，袁世凱也需要政治協商來維持北方秩序並爭取新政權的合法性。

二、清帝退位與孫中山辭職

南北議和的核心，是以清帝退位、共和政體成立為條件，換取袁世凱接受共和並促成政權轉換。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儀退位；翌日，孫中山向南京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並推薦袁世凱繼任。2月15日，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

孫中山辭職時提出三項安排：臨時政府設於南京、袁世凱須赴南京就職，以及新任總統遵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與臨時政府所頒法令。這些要求表明，孫中山的讓位包含制度與政權安排的條件，並非無條件交出政治權力。

三、袁世凱在北京就職，政權重心北移

袁世凱沒有赴南京就職，於1912年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其後，臨時政府遷往北京，中央政權的實際重心由南京轉向北京。3月11日，孫中山公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以法規形式規範新政府的權力運作。

這項交接反映了革命派在政治正當性上占有優勢，袁世凱則以軍事實力及對北方政局的控制掌握實際權力。南京方面試圖以約法、國會與責任內閣制約總統權力，正是對袁世凱可能走向個人集權的防範。

四、袁世凱成為首任正式大總統

袁世凱於1912年3月就任的是臨時大總統。1913年10月，國會依大總統選舉程序選出袁世凱為首任正式大總統，完成由臨時職位轉為正式職位的程序。作答時若只寫「1912年袁世凱接任首任大總統」，會混淆臨時與正式職位，也容易漏掉民初政權交接的程序性質。

近年史學界對孫中山、袁世凱的定位與評述

近年研究較重視兩人的政治處境、實際權力與制度限制，不宜只沿用「革命英雄」或「竊國者」等單一人物標籤。

孫中山：革命建國的象徵，也是受限於實力的政治領袖

孫中山的歷史地位，主要在於長期推動反清革命、倡議共和，並在民國建立時出任首任臨時大總統。他讓位予袁世凱，可從革命目標的優先次序理解：以清帝退位、結束帝制、建立共和為當務之急，接受讓出職位的政治妥協。

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的是歷史研究的史料運用與史料批判。研究 1937 年中日戰爭擴大、日本走向太平洋戰爭及美國參戰，不能只依賴單一國家的官方敘述，而須交叉運用報紙、政府檔案、人物回憶錄與研究專書。

史料可分為：

• 第一手史料：事件當時形成的報紙、外交電報、會議紀錄、日記等，可直接呈現當時資訊與決策過程。
• 回憶性史料：當事人事後撰寫的回憶錄或日記整理本，可補充個人觀察，但須考慮記憶偏差、自我辯護與事後詮釋。
• 第二手研究：後世學者依據多種史料建立的研究成果，可掌握研究脈絡與不同解釋，但仍須留意作者的取材範圍與立場。

史料價值不等於史料內容必然真實。研究者須比較材料的形成時間、作者身分、寫作目的、傳播對象與內容異同，並以不同國家、不同機關與不同類型的史料相互檢驗。

解題方法

可沿著「戰爭爆發—戰事擴大—日美關係惡化—美國參戰」的時間與因果脈絡選材。每項材料依序說明：

1. 材料是什麼：寫出報紙、檔案、回憶錄或專書名稱。
2. 為何使用：說明它能回答哪一個歷史問題。
3. 史料價值與限制：指出它能呈現的資訊，以及形成偏差的可能。

題目要求每項至少兩筆材料，因此各類材料都應提出兩筆以上，並說明彼此如何互補。

（一）當時的報紙

1.《申報》

可選用 1937 年 7 月盧溝橋事變後的報導，以及 8 月淞滬會戰期間的新聞與社論。

《申報》是上海重要中文報紙，可觀察中國城市社會如何接收戰事消息、如何描述日本軍事行動，以及輿論如何由局部衝突轉向全面抗戰。報導中的地名、時間、傷亡與軍情可與中日官方記錄互校；社論則能呈現報社對戰事的立場與民間情緒。

使用時須注意戰時新聞可能受到審查、消息來源不足或宣傳需要影響，不能把報紙上的軍情數字直接當成確定統計。

2.《大公報》

可選用 1937 年七七事變、平津失守與淞滬戰事期間的新聞、社論及評論。

《大公報》有助於了解當時知識界與報界如何判斷中日衝突，以及輿論如何形成抗戰共識。比較同一事件在《大公報》與《申報》的報導，可辨識不同編輯立場、消息來源與讀者群所造成的敘事差異。

報紙反映的是公開發表的言論，不等於全體民眾的意見；並且戰時新聞常有延遲、誤報與審查，應和外交檔案、地方紀錄及其他報紙交叉比對。

3.《朝日新聞》

可選用 1937 年中日戰事擴大，以及 1941 年日美談判、珍珠港事件前後的報導。

這份日本報紙可呈現日本國內如何接收戰況、政府政策與對外關係的公開說法，並可與中國報紙及美國報紙比較，觀察各國如何界定衝突、呈現責任與塑造民意。

日本戰時新聞受到軍方與政府控制，公開報導往往無法完整反映政策內部的分歧，也可能刻意淡化戰況或強化戰爭正當性。因此，報紙適合用來研究公開輿論與宣傳，不宜單獨用來還原決策內情。

（二）中國、日本政府和美國政府檔案

1.中國方面：國史館所藏蔣中正檔案與相關文書

可使用蔣中正事略稿本、日記及相關軍政文書，研究國民政府如何評估七七事變、決定是否擴大抵抗，以及在全面抗戰期間如何處理軍事與外交問題。

這些材料能補足報紙無法呈現的高層決策與內部判斷，並可與戰場紀錄及外國外交報告相互校驗。須留意個人日記與事後整理的稿本在記錄方式、書寫目的及編纂過程上各有差異，不能將其視為完整、無偏的決策紀錄。

2.中國方面：外交部檔案及國民政府對日外交文件

可使用國民政府外交部對日交涉、對美外交、國際聯盟相關往來，以及駐美使館的電報與報告。

這類檔案能呈現中國政府如何向外國說明戰事、尋求援助，並反映中國對日本政策、美國中立政策及國際局勢的判斷。與美國國務院的同日電報對讀，能看出交涉雙方如何理解同一事件，以及哪些訊息未能傳達或遭到不同解讀。

外交檔案主要反映外交機關的觀點與工作需要，仍須配合軍事與行政檔案，避免將外交立場等同於政府全部政策。

3.日本方面：《公文類聚》與 JACAR 所藏日本政府檔案

可使用日本政府對華政策文件、內閣決定及外務省外交文書，研究日本政府如何處理盧溝橋事變、決定戰事方針，以及如何回應中國抵抗與國際輿論。

這些檔案可呈現政府機關的正式政策與對外說法；將其與日本軍方檔案及現地部隊報告比較，有助於分析文官政府、軍部與現地部隊之間的決策互動。正式決議記錄的是制度上留下的文件，不一定完整呈現會議中的分歧或非正式指揮關係。

4.日本方面：御前會議紀錄及《杉山メモ》

可使用 1941 年御前會議相關文件，以及杉山元等軍政高層留下的會議記錄材料，研究日本在日美談判期間如何衡量對美開戰、對華戰爭與資源問題。

這些材料可協助重建日本決策層在珍珠港事件前的政策選擇，並與美國外交檔案對讀，分析談判破裂及日本決策的形成過程。會議紀錄可能是會後整理，記錄者也有其職務立場，應與內閣、陸海軍及外務省文件互證。

5.美國方面：《美國外交文件集》（FRUS）

可使用《美國外交文件集》1937 年遠東卷，研究美國政府如何掌握七七事變及中日戰事擴大的資訊；再使用 1941 年遠東卷，研究日美交涉、對日政策及珍珠港事變前的局勢。

FRUS 收錄美國外交電報、照會與會談紀錄，能呈現美國政府的判斷和政策變化，也可與中日檔案比對各方掌握的資訊是否一致。這是經過編輯選錄的文件集，適合用於研究外交政策，但不等同於美國政府所有相關檔案的完整呈現。

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如何把臺灣納入帝國戰爭體制，以及臺灣人被動員參戰後，戰後如何面對國籍、認同與權益問題。作答宜依照「殖民地戰時統制—兵員動員—戰後處境」三個階段，分別說明政府措施、制度演變與臺灣人的經驗。

「臺籍日本兵」廣義上包含臺灣人以軍人或軍屬身分參與日本戰爭體制者；軍屬包括軍夫、翻譯、看護及其他軍事勤務人員，不能與正式軍人混為一談。

解題方法

先把題目三小題各自拆成重點：

1. **政治與經濟秩序：**說明總督府如何以皇民化、社會組織與警察體系維持統治，並以統制、配給及生產動員服務戰爭。
2. **兵員制度與徵募：**依時間交代軍屬動員、陸軍與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以及 1945 年開始實施徵兵制；另以人數呈現徵募規模。
3. **戰後認同與遭遇：**說明臺灣人戰前具有日本臣民身分，戰後卻改隸中華民國；再指出日本與中華民國兩方對其責任、忠誠與補償的處理，造成身分和權益困境。

（一）日本政府如何維繫戰時體制下臺灣本島的政治與經濟秩序

政治統制與社會動員

太平洋戰爭前後，日本總督府將臺灣視為帝國的南進基地與戰爭資源供應地，透過皇民化及戰時動員，要求臺灣社會服從日本國家與軍事需要。措施包括推廣日語、神社參拜、改姓名等皇民化政策，並以國民精神總動員、皇民奉公會等組織，將地方居民納入動員網絡。

總督府也運用警察、地方行政及各類社會團體掌握居民、宣傳政策與督促服從。青年團、婦人會等組織負責傳達戰時要求、推動勞務與物資動員；戰況惡化後，又加強防空、疏散及防衛準備。這些措施將政治控制延伸到日常生活，使民眾在組織與監督下配合戰爭。

經濟統制與生產動員

戰時經濟以供應日本本土、軍隊及南方戰線為優先。總督府對糧食與重要物資實施徵購、統制和配給，限制自由交易，並推動節米等措施；物資短缺加劇後，配給不足與黑市交易也成為社會現象。

生產方面，臺灣除了持續供應米、糖等農產品，也配合日本的工業化與南進政策，發展支援軍需的工業及基礎設施。勞動力、原料與交通運輸均被納入戰時調度。整體而言，政治統制和經濟統制相互配合：前者動員並約束社會，後者將臺灣的人力與物力轉為戰爭資源。

（二）戰爭時期臺籍日本兵制度的發展，以及戰時的徵募狀況

從軍屬動員到特別志願兵

戰爭擴大後，日本軍方需要大量軍事勤務人力，臺灣人以軍屬、軍夫等身分被派往海外，從事運輸、工程、翻譯、看護及其他勤務。軍屬雖不等同正式軍人，卻同樣置身軍事體制，部分人員也被派至前線或危險地區。

1942 年，日本在臺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1943 年起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志願兵經訓練後服役，部分被派往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日本當局以皇民化與戰時宣傳鼓勵從軍，社會壓力、經濟誘因及地方動員也影響青年應募；因此，制度名稱雖為「志願」，實際參與不能簡化為毫無壓力下的個人選擇。

核心觀念

本題以《世界人權宣言》為起點，考查國際人權理念與戰後臺灣威權統治的落差，並要求說明戒嚴時期知識分子如何維護自由思想。答題宜依「宣言的形成與精神—戒嚴體制的建立—殷海光的思想與影響—人權史意義」逐層申論。

本題不以特定現行法條的解釋為主；涉及歷史制度，以下以民國110年命題時可採的史實與制度脈絡為準。

解題方法

先指出中華民國代表參與《世界人權宣言》起草的人物，再概述宣言涵蓋的基本權利。接著用日期交代臺灣戒嚴的開始與結束，並說明威權體制如何透過戒嚴、特別刑法、政治偵防及言論管制運作。最後以殷海光為例，說明自由主義思想如何在高壓環境下維繫人權與民主理念。

（一）中華民國代表與《世界人權宣言》的精神

中華民國代表**張彭春（P. C. Chang）**參與《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工作，並曾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副主席及起草委員會成員。他具有中西學術背景，參與討論宣言文字與價值基礎，並主張以具有跨文化意義的方式表述人權。

聯合國大會於1948年12月10日通過《世界人權宣言》。宣言共30條，主要精神包括：

1. 人的尊嚴與平等：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及權利上一律平等，不因種族、性別、語言、宗教、政治見解、出身或身分而受歧視。
2. 保障基本自由與公民政治權利：包括生命、自由與人身安全，免於奴役及酷刑，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享有公平審判、思想與宗教自由、意見與表達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及參與政治的權利。
3. 保障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包括工作、休息、教育、適當生活水準，以及參與文化生活等權利。
4. 權利具有普遍性：人權以人之為人為基礎，並非由政府任意授予；國家應尊重、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

《世界人權宣言》是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宣言，並非條約本身；但它確立了國際社會共同承認的人權標準，對後續國際人權公約及各國人權制度影響深遠。

（二）臺灣戒嚴與威權體制的建立

戒嚴的時間

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於1949年5月19日發布戒嚴令，並自同年5月20日零時起實施。臺灣本島及澎湖進入戒嚴時期，直到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嚴，前後約38年。金門、馬祖另處於戰地政務體制，解除管制的時間較晚。

威權體制的形成與運作

戰後國共內戰與政府遷臺的局勢，成為政府實施高度管制的政治背景。1948年施行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擴張行政權力；戒嚴後，軍事管制、情報偵防及特別刑法相互配合，逐步形成威權統治。

1949年制定的《懲治叛亂條例》等法令，擴大政府處理政治案件的工具；政治偵防機關也監控被認為具有「叛亂」或「匪諜」嫌疑者。政府並透過新聞、出版、集會、結社及政治活動管制，限制言論自由與政治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