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 公務人員升官等薦任 情報行政 中國大陸研究 考古題詳解

核心觀念與讀圖

本題考查所得分配不均、政府再分配，以及中國大陸「三次分配」與「共同富裕」的政策意涵。圖中比較 1980 年至 2018 年左右，中國大陸、美國與歐洲的兩項指標：

• 所得前 10% 占比：最高所得的 10% 人口取得的國民所得比重。
• 所得後 50% 占比：所得較低的一半人口取得的國民所得比重。

依圖約略讀值，中國大陸所得前 10% 的占比，從 1980 年代約 27% 上升至近年約 41%至42%；所得後 50% 的占比，則從約 27% 降至約 14%至15%。這表示所得分配明顯向高所得群體集中，低所得一半人口取得的所得比重持續縮小。

美國的所得前 10% 占比約由 34%升至47%，所得後 50% 約由20%降至12%；歐洲的所得前 10% 占比大致在33%至34%左右，所得後 50% 約在21%左右。由此可見，中國大陸不是圖中所得集中程度最高的案例，但其所得差距擴大的幅度很大，近年的分配情形也已明顯不如歐洲平均水準。

解題方法

先辨認兩條所得分配指標，再比較中國大陸在不同時期的變化，並與美國、歐洲對照。作答時要指出兩件事：一是中國大陸所得向前 10% 集中的趨勢；二是所得後 50% 所占比重下降。接著連結中國大陸社會主義制度所宣示的公平、共同富裕目標，說明圖形呈現的分配結果與政策理想之間的落差。

圖表呈現的是所得占比，不是各群體的實際所得金額，也不能單憑此圖判斷每個人的絕對生活水準。

分題作答

（一）皮凱提批評中國大陸的理由

圖中中國大陸所得前 10% 所占比重，在改革開放初期約為27%，其後上升至約41%至42%；所得後 50% 所占比重，則由約27%降至約14%至15%。高所得群體取得的所得比重快速增加，低所得一半人口的所得比重卻顯著減少，顯示經濟成長的成果並未平均分配。

與歐洲比較，中國大陸近年的所得前 10% 占比高出許多，所得後 50% 占比則低於歐洲；與美國相比，中國大陸的差距雖未達美國圖示的程度，卻呈現快速擴大的趨勢。因此，皮凱提的批評重點在於中國大陸的所得分配日趨不均，且與其強調社會主義、公平及共同富裕的制度理想形成落差。這種落差，正是他認為中國大陸應感到慚愧的原因。

（二）「三次分配」與「共同富裕」的意義、必要性及未來發展

三次分配是將所得分配區分為三個相互補充的環節：

1. 初次分配：透過市場機制分配所得，主要涉及勞動報酬、資本報酬及企業經營所得。政策重點包括提高勞動者報酬、改善勞動條件，並讓勞動所得與經濟成長相配合。

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中國大陸戶籍制度如何從人口登記制度，發展成連結人口遷徙、就業與公共福利的制度，以及中共如何逐步改革這套制度。作答時要區分兩件事：戶口名稱是否統一，以及戶籍所在地是否仍影響公共服務與福利取得。前者改革較快，後者牽涉財政、土地與公共服務配置，改革較慢。

戶籍制度以家庭為單位登記人口的出生、死亡、遷入、遷出等資料，主要法源為 1958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計畫經濟時期，戶籍制度逐漸結合糧食供應、就業安排、教育及社會福利，並形成城鄉差異。傳統上，居民分為「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即使 2014 年後改為統一登記「居民戶口」，戶籍所在地及其附帶的權益差異仍未因此消失。

解題方法

可依「制度現況—政經效應—改革措施—改革成效」四層作答：

1. 先交代戶籍制度的基本功能與城鄉二元結構。
2. 分別說明它對人口流動、勞動市場、公共服務及地方治理的影響。
3. 按改革開放後的重要政策節點，說明改革方向如何由放寬遷徙，轉向戶口登記統一與常住人口公共服務。
4. 用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差距，評估改革成效，避免把「統一戶口名稱」誤判為「實質權益已完全平等」。

（一）戶籍制度現況及政經效應

1. 制度現況

中國大陸戶籍制度具有兩個層次：

• 人口登記管理：登記居民的戶口所在地與人口基本資料，供行政管理及人口統計使用。
• 權益配置與流動管理：戶籍所在地在不同程度上影響教育、醫療、社會保障、住房保障及子女升學等權益，也影響農村人口遷入城市並取得當地戶籍的難易程度。

2014 年國務院公布戶籍制度改革意見，要求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的性質區分，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並推動居住證制度及基本公共服務覆蓋常住人口。但戶口類別統一不代表各地公共服務資格、財政負擔和升學條件同步完全統一；大城市仍可依城市規模及承載能力設置落戶條件。因此，改革後仍存在「人已在城市工作生活、戶籍與部分權益仍留在原籍」的現象。

2. 政治與社會效應

正面效應方面，戶籍登記便於政府掌握人口分布、辦理行政管理及規劃公共服務；對人口大量流動的社會而言，人口資料亦有助於治安、社會治理及政策執行。

負面效應主要是戶籍所在地成為公共資源與福利分配的門檻，造成城鄉居民及不同戶籍居民間的權益差距。農民工長期居住於城市，卻可能面臨子女就學、醫療、社會保險接續、保障性住房及子女升學等限制，形成「人在城市，權益未完全市民化」的狀態。家庭成員可能因就學、工作或福利安排分居，也容易加深社會階層差異與城鄉隔閡。

3. 經濟效應

戶籍限制使勞動力市場帶有地域與身分分割的特徵，農村勞動力雖能進城就業，卻不一定能長期定居或享有與城市戶籍居民相同的保障，因而延續「離鄉不離土」或「半城市化」現象。這會增加勞動者遷徙與家庭生活成本，限制勞動力依市場需求自由配置，也減少農民工穩定消費、投資技能與融入城市的誘因。

另一方面，城鄉勞動力流動支撐了城市工業化與服務業發展，提供大量勞動力，推動經濟成長及城市化。戶籍改革若能配合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保障可攜性與合理的財政分擔，有助於提高勞動力配置效率、擴大內需，並促進農業規模化與城鄉融合。改革若只放寬遷徙而未同步補足公共服務及城市承載能力，則可能增加大城市住房、教育、交通與財政壓力。

（二）近 20 年政策改變及效果

1. 放寬中小城市與小城鎮落戶限制

2000 年代起，中央及地方逐步放寬農村人口在小城鎮及部分中小城市落戶的條件，政策方向由過去嚴格控制遷徙，轉為允許符合一定居住、就業或生活條件者申請城鎮戶口。地方也曾推行戶口性質統一及居住證等措施。

核心觀念

本題是三個名詞解釋，分別涉及中國大陸的歷史事件、社會結構與金融發展。作答時應先界定名詞，再交代形成背景、主要特徵及其影響；不宜只寫年代或字面翻譯。

解題方法

每一小題可依「定義 → 背景或成因 → 特徵 → 影響」作答。第一題要兼顧自然因素與政策因素；第二題須說明城鄉差異背後的制度安排；第三題則要交代 P2P 的媒合方式及其風險。

（一）三年自然災害

「三年自然災害」通常指中國大陸 1959 至 1961 年間發生的大規模糧食短缺與饑荒，常與「三年困難時期」相連。中國官方曾以自然災害解釋當時困難，但此一事件的成因也涉及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等政策對農業生產、勞動配置及糧食徵購的影響，以及相關資訊失真與政策失誤；不能將它單純歸因於天災。

其結果包括糧食供應嚴重不足、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農村經濟與社會生活受到重大衝擊，並促使中國大陸在 1960 年代初調整部分經濟政策。答題時宜以「自然災害與政策因素交互作用」概括其成因，避免只重述名稱。

（二）城鄉二元化社會

「城鄉二元化社會」是指中國大陸在制度與資源分配上，長期將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置於不同體系，使兩者在身分、發展機會及公共服務上呈現結構性差異。其重要制度背景包括戶籍制度、城鄉土地制度，以及與戶籍身分相連的就業、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安排。

在此結構下，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工作，不必然能同等取得城市戶籍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務；農村與城市在收入、教育醫療資源、社會福利及發展機會方面也容易形成落差。改革開放後，人口流動與城鎮化提高，但戶籍及公共服務差異仍是理解城鄉二元結構的重要切入點。

（三）網路放貸平台（P2P）

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全球化與中國大陸崛起所造成的分配效果，以及「貿易順差」能否代表一國較少受到衝擊。答題時要把「China shock」理解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出口快速擴張、深度進入全球生產體系，對美國特定產業與地方勞動市場造成的集中衝擊；它不等於「所有美國人都受害」，也不能單靠貿易逆差來衡量。

自由貿易理論強調專業分工、比較利益、消費者取得較低價格商品，以及企業擴大市場等總體利益。但總體利益不代表利益會平均分配：進口競爭產業的勞工、企業與地方社區，可能承受集中的失業與所得損失，而受益者未必會補償受損者。

解題方法

本題分成兩層作答：

1. 先說明美國受衝擊的管道：產業與就業、工資與地方經濟、社會政治，再解釋歐美為何對中國大陸的自由貿易投資有所保留。
2. 再檢視順差的解釋力：指出順差只是貨品貿易帳面結果，不能直接推論產業韌性、就業狀況或國家安全風險；最後舉出當時對中國大陸有貨品貿易順差的歐洲國家及其政策取向。

（一）「China shock」對美國的傷害，以及歐美的遲疑

1. 對美國的主要傷害

「China shock」通常指中國大陸自 1990 年代起逐步擴大出口，並在 2001 年加入 WTO 後更深入全球貿易體系，造成美國面對中國大陸進口競爭的衝擊。美國學者 Autor、Dorn 與 Hanson 的研究特別指出，衝擊集中於原本就生產與中國大陸競爭產品的地方勞動市場。

第一，製造業就業與工資受壓。 美國紡織、家具、玩具、電子產品及部分機械等產業面對低價進口競爭，部分企業縮減生產、外移或退出市場。受衝擊地區的製造業勞工面臨失業、轉職或工資成長受限；失去工作的勞工也未必能迅速轉入薪資相當的工作。

第二，地方經濟調整緩慢。 製造業衰退會連帶影響供應商、運輸、零售及地方服務業。若一地產業與技能高度集中於受進口競爭的部門，勞工搬遷、再訓練與重新就業都需要時間，因此失業與勞動參與率下降可能長期存在。這也是「China shock」研究強調地方衝擊的原因。

第三，產業空洞化與分配不均加深。 消費者可購買較便宜的商品，跨國企業與部分資本持有人也可能因供應鏈外移、成本降低而獲利；但受到直接衝擊的工人與社區承受的成本集中。若政府未能有效提供轉職、再訓練與所得支持，貿易帶來的總體利益就難以轉化為普遍的社會利益。

第四，政治與社會反彈擴大。 製造業衰退及地方經濟失落，可能加深對全球化、自由貿易與政府政策的不信任，也使貿易議題成為選舉動員與民粹政治的重要素材。

答題時宜避免把所有美國製造業衰退都歸因於中國大陸。自動化、技術進步、消費型態轉變及其他國家的競爭也有影響；「China shock」的重點是指出中國大陸進口競爭對特定地區與產業造成的額外、集中衝擊。

2. 歐美為何面對中國大陸時有所遲疑

歐美支持自由貿易與投資，原則上是因為它們可擴大市場、降低成本、增加選擇並提升效率。但各國對中國大陸有所保留，主要在於其市場制度與競爭條件，被認為未必符合互惠、透明與公平競爭的期待。

• 市場准入與互惠疑慮：歐美企業認為，部分產業進入中國大陸市場受到限制，面臨合資要求、行政審批或其他制度性障礙；相較之下，中國大陸企業可以更廣泛進入歐美市場。
• 國家資本與補貼競爭：國有企業、政策性融資與政府補貼可能使企業在競爭中取得非市場優勢，增加歐美產業受到不公平競爭的疑慮。
• 技術與智慧財產權風險：歐美企業關切技術移轉、智慧財產權保護，以及以市場准入或行政程序促使外國企業交出技術的問題。
• 產業與供應鏈依賴：若關鍵商品、原料或製造能力過度集中於單一國家，供應中斷可能對經濟與國安造成影響。
• 地緣政治與制度差異：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對外政策及與歐美在安全、人權等議題上的分歧，使經貿往來不再只是效率問題，也涉及戰略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