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高普考高考三級 史料編纂 本國史學史 考古題詳解
第 一 題25 分
先秦史官與今日史家相異之處為何?試申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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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史學史中「史官」與「史家」的差異,重點不在職稱,而在兩者所處時代、工作性質、史料條件與歷史書寫目的的不同。
先秦史官是國家制度中的職官,掌理記錄政事、典籍與禮制,並可能兼任占卜、祭祀、天文曆法等工作。今日史家則是以歷史研究為專業的人,運用史料考證、比較與解釋,重建過去並提出歷史論述。兩者並非截然無關:先秦史官留下的記錄與典籍,正是後世史家研究的重要材料。
解題方法
可從「身分與職能、記錄與研究、史料與方法、目的與立場」四個面向比較,最後指出兩者的延續關係。作答時應避免把差異簡化成「古人只記錄、今人會研究」:先秦史官也有判斷與書寫立場;今日史家也須依賴前人留下的記錄。
先秦史官與今日史家的差異
一、身分與職能不同
先秦史官屬於王朝或諸侯國的官僚體系,職務由國家制度所規定。其工作包括記錄君主言行、朝廷政事、盟會征伐、典章制度等;部分史官亦掌管天文曆法、占卜、祭祀與典籍,因此「史」的職掌較廣,並非只負責撰寫歷史。
今日史家則以歷史研究與書寫為專業,可能任職於大學、研究機構、檔案或文化單位,也可能從事公共史學工作。其身分通常不屬於國家官職制度,研究主題與方法較能由個人學術興趣及專業規範決定。
二、工作重心不同
先秦史官主要承擔即時記錄與典籍保存的職責,須依職務記下國家重要事件、言行與制度,供政治運作、禮制傳承或後續查考之用。記錄本身具有公務性,也可能承載政治教訓與褒貶意義。
今日史家主要從事史料蒐集、整理、辨偽、考證與解釋,並以論著呈現研究成果。其工作不止保存事件記錄,還要分析材料的形成背景、可信程度與彼此關係,進而提出可受檢驗的歷史論證。
三、史料條件與研究方法不同
第 二 題25 分
唐代以後的官修史書,對列傳的撰寫,訂有嚴格的體例。試問:這些體例對今日吾人撰寫人名辭典時,有何可資借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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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的是:如何把唐代以後官修史書撰寫列傳時形成的規範,轉化為今日編纂人名辭典的實用原則。列傳以人物為中心,記錄其身分、經歷與事蹟;人名辭典則以條目方式整理人物資料,供讀者查檢。兩者都須處理人物辨識、資料取捨、編排次序與記事可信度,因此列傳體例可作為編纂人名辭典的參考。
這不是法規或計算題,而是史學方法與編纂體例的申論題。
解題方法
可從「如何辨識人物、如何組織材料、如何編排條目、如何確保可信」四個面向作答。將傳統列傳的做法轉化為現代辭典的編輯原則,並補充官修史書受政治立場影響之處,說明今日編纂時仍須考證與校正。
列傳體例對人名辭典編纂的借鏡
一、建立一致的條目格式,完整交代人物身分
官修列傳通常以人物姓名為綱,逐步交代字、號、籍貫、世系、出身、官職、主要事蹟及卒年等資料。人名辭典也應訂定統一的條目凡例,使不同人物的資料有可比較的格式,並優先提供辨識人物所需的基本資訊。
例如同名人物應藉由字號、籍貫、家世、活動年代與官職加以區別;異名、別稱、避諱改名或不同寫法,則宜列入條目或設置參見,避免讀者將不同人物混為一談。
二、依時間脈絡敘事,呈現人物經歷的變化
列傳常按人物一生的事蹟敘述其出處、任官、升降、重要行動與晚年情況。人名辭典可依年代或生涯階段組織材料,交代人物何時、何地、擔任何職、參與何事。對任官與重大事件,宜標明年代;資料無法確定時,也應清楚說明其限度,避免把不同時期的事蹟混在一起。
三、依人物類別編排,兼顧人物關係與查檢便利
正史列傳設有不同類傳,並常將關係密切的人物合傳,藉由分類與人物關係呈現時代脈絡。人名辭典可依人物性質設計分類,或在條目中交代親屬、師友、同僚、政敵等關係;同時須以一致的收錄標準處理各類人物,避免僅憑名望或個人偏好取捨。
第 三 題25 分
1902 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連載〈新史學〉,對傳統史學展開嚴厲批判。試問:梁氏所批判的重點有哪些?其意義為何?試申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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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觀念
本題考梁啟超〈新史學〉對傳統史學的批判,以及他如何重新界定史學的目的與範圍。作答主軸是先說明他所歸納的「四弊二病」,再交代這些缺失造成的讀史後果,最後評析其史學革命的意義與時代限制。
梁啟超認為,史學不只是保存往事,而應是「國民之明鏡」與愛國心的來源,能使國民了解群體的形成與發展,並從歷史中認識因果、服務當世。他在〈新史學〉中對傳統史學的批判,集中為四弊、二病及三項讀者惡果。
解題方法
可依「批判內容—史學新主張—歷史意義與限制」三層申論:
- 先概括四弊二病:這是題目問「批判重點」的核心,宜逐項寫明並補充其意涵。
- 再說明造成的後果:指出傳統史書為何難以普及,也為何不能發揮梁氏期待的國民教育功能。
- 最後評析其意義:連結晚清救亡與民族國家建構,說明它如何推動史學轉型;同時指出梁氏的進化論與民族主義立場帶有時代性。
梁啟超對傳統史學的批判
一、四弊:史學觀念與書寫對象的偏狹
第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 傳統史書常以王朝興亡、君主治亂為中心,把天下視為君主一姓之天下,史書遂像王朝家譜。梁氏因此批評正統、閏統之爭及改朝換代後褒貶筆法,認為這些書寫未能區分朝廷與國家,也未能培養國民的國家觀念。
第二,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 傳統史書以帝王本紀、人物列傳為主要架構,容易把歷史寫成個人事蹟的集合。梁氏並不否定人物的重要性,而是主張應透過人物呈現時代與群體,重視人群之間的交涉、競爭、合作與共同演進。若只寫個人而不見群體,便難以形成群體意識。
第三,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 史書若只記過去,不處理當代問題,也不讓讀者借鑑歷史以應對現實,史學便失去經世作用。梁氏尤其批評傳統史書多待改朝換代後才修前朝史,當代事實因政治禁忌或官修制度而缺乏可靠記錄,導致後人研究近世反而無書可據。
第四,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 史料與事實是史書的基礎,但若只逐項羅列事件,不追究事件的原因、相互關係與後續影響,便不能呈現歷史的精神。梁氏所說的「理想」,重點在於由事實中辨析因果與趨勢,使歷史知識能提供理解與判斷,而非停留在編年記事。
二、二病:編纂方法的不足
第一,能鋪敘而不能別裁。 傳統史書材料繁多,往往不分輕重地羅列天象、詔令、人物生卒等記載,讀者難以掌握重要問題。梁氏主張史家應選擇與歷史發展、群體生活相關的材料,透過裁汰與組織,使史書易讀且有重點。
第二,能因襲而不能創作。 梁氏批評後世史書多沿用既有體例,模仿前代史書,缺少新的問題意識與編纂方法。他肯定司馬遷、杜佑、鄭樵、司馬光、袁樞、黃宗羲等人在紀傳、制度史、學術史或紀事本末等方面的創新,藉此凸顯史學不能只複製舊體例,還應開拓新的研究範圍與表述方式。
三、三項讀者惡果
第 四 題25 分
戰後,「臺灣史」這個領域,在臺灣的學院派史學中,並不受到重視。惟隨著民主化、本土化的發展,「臺灣史」逐漸成為顯學。試問:截至 1990 年以前為止,不屬於臺灣的學院派史學,而以臺灣人身分研究臺灣歷史者(不論在臺灣本地出版或海外輸入),有哪些重要專書著作?其性質與內容,又分別為何?試舉例並申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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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戰後臺灣史學的書寫主體、研究場域與歷史觀點。題目所稱「不屬於臺灣的學院派史學」,重點在於作品並非當時臺灣大學或研究機構內常規學術研究的一部分;作者可能是政治運動者、旅外知識分子,或在海外從事研究者。判斷時應看作者、研究及出版脈絡,不能只看著作是否在臺灣出版。
「以臺灣人身分研究臺灣歷史」則是指作者以臺灣人的歷史經驗與處境為出發點,關注臺灣住民、社會及政治發展,並非單純將臺灣當作中國地方史的一部分。這類著作兼有史事敘述、民族認同論述與政治批判等性質,分析時須同時指出其史學貢獻與立場。
解題方法
作答可依三個層次展開:
- 界定範圍:以1990年以前出版或在海外流通的代表性專書為限,說明其不屬於當時臺灣學院派史學。
- 辨認書寫位置:作者身分、出版地與歷史觀點,是否呈現臺灣人的主體經驗。
- 說明性質與內容:分別指出著作是通史、政治思想論述或社會經濟史觀,並交代其涵蓋的歷史範圍及主要問題意識。
代表作可舉王育德《臺灣:苦悶的歷史》、史明《臺灣人四百年史》,並補充廖文毅《臺灣民本主義》及戴國煇相關著作,以呈現不同類型。
代表性專書及其性質、內容
一、王育德《臺灣:苦悶的歷史》
王育德的日文著作《台灣―苦悶するその歴史》於1964年在日本出版,1970年代有修訂版,中文譯本於1979年出版。它是面向一般讀者的臺灣史概述,也是戰後海外臺灣人重新敘述臺灣歷史的重要著作。
本書從荷蘭、西班牙勢力進入臺灣談起,敘述鄭氏、清代、日本統治及戰後政權更替,並關注臺灣住民在不同統治體制下的政治處境、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書名所呈現的「苦悶」,反映作者對臺灣歷史長期受外來政權支配的理解。其貢獻在於把臺灣歷史連貫地呈現,並凸顯臺灣人的經驗;其敘事亦帶有明確的民族認同與政治關懷。
二、史明《臺灣人四百年史》
史明先以日文撰寫《臺灣人四百年史》,1962年出版;漢文版於1980年出版,內容經增補改寫。這是以臺灣人及被統治者立場書寫的通史,也是帶有鮮明政治實踐意識的歷史論述。
本書以臺灣四百年來的歷史為主軸,敘述不同政權統治下的社會經濟變化,以及民眾的反抗、運動與政治意識形成。史明受唯物史觀影響,重視階級、土地、經濟剝削與統治關係,並以臺灣民族及臺灣人意識的形成作為重要解釋線索。
本書打破以統治者或王朝更替為中心的敘事,將人民的生活與反抗置於歷史核心,對臺灣主體意識的傳播影響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