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 高普考高考三級 史料編纂 本國史學史 考古題詳解

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清代史家章學誠的史學思想，重點是說明他與「六經皆史」的關係，以及他如何界定「史」與六經的性質。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易教上》明確提出：「六經皆史也，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因此，這句話作為完整而系統的史學命題，通常與章學誠相聯繫。但「六經皆史」的相關觀念在他之前已有前例；作答時宜說他是此說的重要闡發者與系統化者，避免斷言這四字必由他首創。

「六經」指《易》《書》《詩》《禮》《樂》《春秋》。章學誠所說的「史」，不能只狹義理解成後世史官編寫的史書，也不能簡化成「六經只是可供研究的史料」；其核心是六經記載並承載先王經世治世的制度、政教與歷史事跡。

解題方法

依照章學誠的論述脈絡，可由「六經是什麼」推進到「為何稱史」：

1. **六經源於古代政教實踐。**章學誠反對把六經看成聖人脫離現實、專為後世撰作的抽象義理之書。他說：「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古人是在實際政教與人事活動中體現道理。
2. **六經是先王政典的記載與承載。**六經所反映的是先王得位行道、制定制度、治理社會的事跡與規範，故稱「先王之政典」。
3. **政典具有歷史性，故六經皆史。**六經既記錄先王的制度與經世行事，就不能只當作超越時代的抽象經義；

核心觀念

本題考《史通》對古代史書源流與體例的分類。唐代史家劉知幾在《史通》〈六家〉篇歸納史書源流為「六家」，在〈二體〉篇則將史書的主要編纂體例分為「二體」：編年體與紀傳體。

解題方法

作答時分清兩組分類即可：

1. 「六家」是以代表性史籍及其源流、體例為線索，列出六種史家傳統。
2. 「二體」是依史事的編排方式，區分編年體與紀傳體。

題目問「六家二體」，因此須同時寫出六家各自的代表史籍，以及二體的名稱與代表作。

六家

劉知幾所列六家如下：

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史記》的紀傳體通史體例，以及司馬遷如何運用不同類型的史料，建構自上古至漢武帝時期的歷史敘事。作答須分成兩部分：先說明全書結構及各體功能，再歸納史料來源與類型，並指出其編纂特色。

《史記》為西漢司馬遷所撰，原名《太史公書》，以黃帝至漢武帝太初年間為敘述範圍，是中國史學史上紀傳體通史的代表。全書一百三十篇，採五種體例：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

解題方法

先依「全書體例—各體功能—史料來源—編纂特色」的順序作答。前兩項回答「《史記》如何組織歷史」，後兩項回答「司馬遷依據什麼材料撰史，以及如何處理材料」，能完整對應題目所問的「結構內涵及其所運用的史料類型」。

結構內涵

• 本紀十二篇：以帝王及天下政權為中心，記載重要政治事件、王朝興替與歷史發展主線。首篇為〈五帝本紀〉，末篇為〈孝武本紀〉。
• 表十篇：以表格排列年代、諸侯國與重要人物的關係，補充編年敘事不易呈現的年月差異及並時事件，便於比對世系和政局變化。
• 書八篇：分述典章制度及社會生活的重要面向，包括禮、樂、律、曆、天文、封禪、河渠、財政等，呈現政治事件之外的制度與文化史。
• 世家三十篇：主要記述周代以來諸侯及重要政治家族的興衰，也收錄孔子、陳涉等人物，呈現政權與家族的延續及其歷史作用。
• 列傳七十篇：以人物為中心，記述各類人物及不同群體的事蹟，兼及匈奴、南越、朝鮮、西南夷等周邊族群與政權。末篇〈太史公自序〉說明司馬遷的家世、著述宗旨與全書篇目。

五體相互補充：本紀構成歷史主幹，表用以考見年月與並時關係，書呈現制度沿革，世家與列傳則由諸侯、家族及人物補足政治社會各面向。這種分工使《史記》能兼顧年代、制度與人物，形成通史的整體架構。

所運用的史料類型

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清代方志編纂與方志理論為何同時興盛。方志是記載一定地域的疆域、沿革、山川、建置、物產、風俗、人物及文教等內容的地方性史籍；「方志學」則是對方志的性質、體例、編纂方法及史料價值進行探討。

作答時要分清兩個層次：一是清代修志數量增加、編纂風氣普及；二是方志的體例與理論受到深入討論。清代方志學的成熟，以章學誠等人的理論最具代表性。

解題方法

可從「國家治理需求、官方推動、學術風氣、理論發展」四個面向說明，並以「修志實務提供材料，學術研究提升體例與理論」串連各項因素。

清代方志學興盛的原因

1. 統一政權與地方治理需求 清朝統一廣大疆域後，中央與地方政府需要掌握各地的疆域沿革、山川形勢、戶口田賦、物產風俗及地方人物等資訊，作為行政管理與治理地方的參考。方志具有蒐集地方資訊、保存地方掌故的功能，因此修志具有實際的政治與行政需要。

2. 官方倡修，帶動各地修志風氣 清廷重視整理疆域與地方文獻，曾編修《大清一統志》，各省、府、州、縣也陸續纂修通志與地方志。官方倡議與主持大型修志工程，不僅促成地方志的編纂，也提供了上下配合、蒐集資料及編排體例的範例，使修志風氣由中央延伸至地方。

3. 承接歷代修志傳統，累積編纂基礎 方志在清代以前已有長期發展，明代修志尤盛。清代學者與地方官員得以承接既有的志書、體例及修纂經驗，進一步增補、續修與考訂。歷代修志的累積，使清代方志編纂不必從頭起步，並能在既有基礎上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