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 原住民特考三等 原住民族行政 臺灣原住民族史 考古題詳解

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荷蘭時期以「包稅」方式經營原住民村社貿易，以及清代沿用、改造為「贌社／社商」制度的延續與變化。作答時須分清兩件事：一是官府如何取得稅收；二是承包商如何藉由獨占村社交易獲利。制度名目相近，但統治者、稅收安排與實際運作並非完全相同。

「贌」是承包、租得經營權之意。「贌社」以原住民的「社」為徵收或承包單位，政府將特定社的交易、徵收權交由商人承攬；承包人向政府繳納約定的餉額，再透過與社民交易及其他經營活動獲利。「社商」則是承辦此事的商人。

解題方法

可依「目的、制度運作、性質、社會經濟影響」四層作答，並以「延續中有轉變」作為比較主軸：

1. 先說明共同目的：統治者藉商人中介取得財政收入、控制村社對外交易。
2. 再比較制度運作：荷蘭時期較具公開競標與獨占經營特色；清代則承接既有社餉與社商制度，並由官府納入既有財政治理。
3. 接著指出共同性質：皆是以村社為單位、由商人承辦的財政與貿易安排，並非單純自由市場交易。
4. 最後分析影響：同時交代物資交換與市場連結，以及稅收、壟斷與生產生活受制等後果。

目的、內涵與性質的異同

相同之處

荷蘭東印度公司與清代官府都藉由商人作為中介，減少直接深入各村社交易、徵收的行政成本，並將原住民村社的物資與交易納入統治者的財政及管理體系。村社不只是一個聚落，也逐漸成為徵收餉稅與安排交易的制度單位。

兩者也都使承包商取得相當大的經營空間。商人向統治者承擔一定稅額或承包條件，再從村社貿易及相關經營中獲利。因此，政府可取得較穩定的收入，承包商則承擔經營風險並追求利潤。

荷蘭時期：以競標與貿易獨占為特色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推行包稅制度，將特定村社或區域的交易與徵收權交由商人承包。承包權常透過競標取得；得標商人向公司繳納約定金額，並在承包範圍內享有相對的獨占交易權，其他商人通常不得任意進入交易。

制度的財政目的，是增加公司收入、降低直接徵收成本；經濟目的則是掌握原住民村社的物產及貿易。鹿皮、鹿肉、農產等物資進入對外交易體系，是其重要運作內容。

清代：承接制度並納入官府財政治理

清代沿用「贌社」及社商制度，並非從頭創設。鄭氏時期的贌社與社餉安排也構成清初制度承接的一部分。清代官府以社商辦理村社交易及相關餉稅，將原由商人承攬的制度納入清朝的地方行政與財政架構。

清代贌社的實際運作隨時期、地區而異，不能一概視為完全照搬荷蘭時期的公開競標。清初捕鹿社的社餉，與過去贌社承包所形成的餉額有關；其後社餉仍成為重要收入來源，但徵收與管理方式會隨官府規定調整。故其延續主要表現在「以社為單位、由商人中介、取得餉稅與交易利益」的制度架構，不代表每一項細節都不變。

性質比較

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清代臺灣邊區開發、漢人侵墾與原住民族土地衝突，以及郭百年事件如何促成西部平埔族群集體遷入埔里。作答時要掌握一條因果脈絡：漢人覬覦水沙連土地而侵墾，埔社等原住民族受創後尋求外援，西部平埔族群遷入，埔里盆地的人口與土地格局因而改變。

埔里盆地在清代屬水沙連內山，原有埔社、眉社等原住民族群居住。當時清廷對內山地區採取封禁政策，限制漢人進入開墾；但西部平原土地開發與人口壓力增加，漢人仍不斷向番界推進。郭百年事件正反映了官方封禁政策與地方侵墾行動之間的衝突。

解題方法

依「時代背景—原因—過程—埔里原住民回應—歷史影響」五個層次作答，並以事件前後的因果關係串接。年代須分清：事件發生於嘉慶年間，平埔族群遷入則以道光初年為關鍵。

事件背景、原因與過程

時代背景與事件原因

清代中葉，西部平原開發逐漸深入，漢人耕地需求增加；水沙連、埔里一帶土地肥沃，且仍受清廷番界禁令限制，遂成為墾戶覬覦的目標。郭百年等人與水沙連隘丁首黃林旺、陳大用及臺灣府門丁黃里仁等人勾結，利用埔里與水里土地尚未普遍開墾、官府對內山情況掌握有限的局面，設法取得墾地名義。

嘉慶十九年（1814），相關人士假借已故生番通事、土目的名義，向官府聲稱番社積欠番餉、缺乏生計，願將埔里社、水里社等地的埔地交由漢人佃耕。他們藉此取得官府批准與開墾照，再招募壯丁進入水沙連。

事件過程

郭百年等人入山後，先在水沙連界外社仔開墾，繼而侵入水里社及埔里一帶，築土圍、墾田並占據土地。埔里原住民族群遭到燒殺、掠奪與土地侵占，死傷慘重，聚落與生計受到嚴重破壞。事件因而又稱「埔里社慘案」。

清廷其後介入處理。嘉慶二十一年（1816）前後，官府獲知侵墾與殺戮情形，命地方官驅逐漢人墾民、拆毀土圍，並於進入水沙連的通道立禁碑，重申禁止漢人擅入番界。嘉慶二十二年（1817），郭百年等人受訊，郭百年遭枷杖處分，其餘相關人士處置較輕。官府驅逐墾民並立碑封禁，並未消除漢人向內山拓墾的長期壓力。

埔里原住民的回應

郭百年事件使埔社人口與勢力大幅衰弱。埔里原住民除了面對漢人再度侵墾的威脅，也須防備周邊原住民族群的侵擾；埔社因而難以單靠自身力量維持土地與安全。

核心觀念

本題要比較日治國家如何以殖民法令、土地調查與行政措施，改變原住民族對土地的支配。作答時須先區分兩種不同的歷史處境：山地原住民的土地多被納入國家林野體系並限縮使用；平地原住民（尤其平埔族群）的土地則多在既有漢人拓墾與移住壓力下，經官方調查、土地整理及移民政策而流失。

題目所稱「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是從日治時期統治者依居住區域與同化程度所作分類出發。當時官方常以「生蕃／高砂族」指山地族群，以「熟蕃」指平地平埔族群；這些是殖民政權的分類名稱，不能等同於各族群自我認同。題目並未要求列舉特定法條，重點在說明制度如何使土地從部落慣習領域轉為國家可支配的土地。

解題方法

採「身分立足點分述、再比較性質」的寫法：

1. 先交代兩類原住民在日治初期所處的地理與行政位置不同。
2. 分別說明土地流失的主要政策工具與過程。
3. 最後比較其共同機制與差異，避免只羅列政策名稱而未回答「如何流失」及「性質異同」。

山地原住民：領域國有化與使用範圍限縮

山地原住民的生活空間包括部落、耕地、獵場、採集地及遷徙路徑，土地權利與利用方式以部落慣習及集體關係為基礎，未必符合近代國家要求的地籍、私有權狀與固定界址。日本統治者以近代土地所有權制度重新認定土地；1895 年公布的「官有林野及樟腦取締規則」等措施，將缺乏官方承認權狀的山林土地視為官有，為山林國有化與資源開發建立制度基礎。

其後，隘勇線推進、警察控制與「理蕃」政策逐步界定並壓縮「蕃地」範圍；伐木、製腦、採礦及林業經營則使原住民族難以繼續自由使用部分傳統領域。1920 年代的林野調查與整理，將林野劃分為不同類別；其中「準要存置林野」部分留作原住民生計使用，成為戰後山地保留地制度的前身。但這種「保留」並未承認原住民族對整體傳統領域的所有權，而是由國家決定哪些土地供其使用，並將原有廣大、連續的領域限縮為受國家管理的範圍。

因此，山地原住民失地的主要形式，是國家將傳統生活領域納入官有林野及國家治理，再以界線、警察管制與林業開發限制其使用權。

平地原住民：土地調查、移墾與部落共有地分割

核心觀念與法規基準

本題考查「民族認定」與「個人原住民身分取得」是兩件不同的事。國家承認噶瑪蘭族為原住民族，不代表每一位噶瑪蘭族人都自動取得法律上的原住民身分；個人仍須符合當時《原住民身分法》的身分要件與登記規定。

**以下以命題當年（民國113年）法規為準。**當時《原住民身分法》第2條將原住民限於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身分原則上須有光復前平地原籍、戶口調查簿的原住民註記，以及曾向公所登記等條件。現行法制其後已有重要修正，申論本題仍應依命題當年的規範與判決狀態作答。

宜蘭噶瑪蘭族人無法取得身分的形成因素

**一、戰後身分分類排除平埔族群。**日治時期戶籍依當時行政分類，將族群記為「生」、「高砂」或「熟」、「平」等。戰後政府建立「山地山胞」與「平地山胞」身分制度，主要依循「生」、「高砂」等註記，並未普遍將被記為「熟」、「平」的平埔族群納入。噶瑪蘭族雖是臺灣原住民族，卻因歷史分類與行政制度，被排除在當時多數平地原住民的認定範圍之外。

**二、平地原住民採限期登記，錯過即難以補登。**政府曾在民國45年至52年間分次開放平地原住民登記。居住於平地行政區的噶瑪蘭族人，須在開放期間自行申請；宜蘭族人多未登記，因而未取得平地原住民身分。後來《原住民身分法》第2條沿用既有山地、平地分類及登記結果，未為錯過登記的族人設置一般性的補登途徑。

**三、2002年民族正名與個人身分法制沒有同步處理。**噶瑪蘭族於2002年獲國家認定為原住民族，但族別獲承認並未自動消除個人身分制度的既有門檻。花東部分噶瑪蘭族人原先已依其他族別取得原住民身分，之後得以改列噶瑪蘭族；宜蘭族人多數原本沒有平地原住民身分，正名後仍受限於未曾登記的事實，形成同一民族內部身分取得不平等的情形。

**四、「不被視為平埔族群一支」與「沒有原住民身分」是不同層次。**噶瑪蘭族已是國家認定的原住民族之一，主管機關通常將其列在法定原住民族名單，而不是當作尚待承認的平埔族群之一。宜蘭族人缺少的主要是個人法定身分，而非民族存在或族群認同的認定。這種民族層次與個人層次的制度落差，造成「族已被承認、人未能取得身分」的處境。

111年憲判字第17號的意旨

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17號判決指出，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及第12項前段所保障的原住民族，不應只限於《原住民身分法》當時所稱的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其他臺灣南島語系民族，如其民族語言、習俗、傳統等文化特徵仍然存續、成員仍維持族群認同，且有客觀歷史紀錄可稽，也得依民族意願申請核定為原住民族，成員並得依法取得原住民身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