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原住民特考三等 原住民族行政 臺灣原住民族史 考古題詳解

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的是史料批判與族群史料運用：馬偕的記載能補充清末北臺灣原住民族的生活與族群互動，但它們不是原住民族自行撰寫的社會紀錄，必須同時分析記載者的身分、寫作目的、用語與觀察範圍。

馬偕於清末在北臺灣傳教，活動範圍包括淡水、宜蘭及花蓮一帶。他的日記、書信與《來自遙遠的福爾摩沙》等著作，記下旅行、宣教、醫療、接觸族人及沿途見聞。相關記載可用來研究噶瑪蘭族、泰雅族、賽夏族，以及與平埔族群接觸、共同生活或遷徙的情形；但各族的記錄多寡不一，不能把馬偕所見視為完整的族群志。

解題方法

採用「史料內容—記載者立場—可回答的問題—交叉比對」四步驟：

1. 辨認史料類型與成書脈絡 《馬偕日記》屬於個人日常記錄，適合觀察特定時間、地點中的事件和接觸經驗；《來自遙遠的福爾摩沙》則是面向讀者的宣教敘事，較經過選擇與整理。不同版本的編譯、翻譯與校訂也會影響文字呈現，引用時應回到版本與原始記錄脈絡。

2. 把記載放回清末北臺灣情境 馬偕活動時，漢人拓墾、人口移動與土地利用正持續改變北臺灣社會。閱讀族群記載時，應留意聚落位置、族人遷徙、與漢人及其他原住民族群的往來，以及外來宗教進入地方社會的過程。

3. 從具體材料整理可研究的面向 不只問「馬偕去了哪裡、傳教是否成功」，也要從所記的地名、人名、聚落、器物、飲食、服飾、狩獵、信仰、婚姻與交易等細節，分析族群分布、日常生活和社會變遷。

4. 以其他史料交叉檢證 馬偕的記錄宜與清代方志與官方檔案、教會名冊及其他宣教士記錄、日治時期調查、考古材料和原住民族口述歷史相互比對。如此才能辨別親見、轉述和宣教敘事，也能補足其記載的缺漏。

馬偕記載提供的族群與文化資訊

一、族群分布、聚落與遷徙

日記中的旅行路線、聚落名稱與訪問對象，可以協助重建清末北臺灣族群分布及馬偕實際接觸的範圍。例如，他在宜蘭平原接觸噶瑪蘭族社群，也記錄進入山區接觸「生番」的經驗；在花蓮一帶則可見噶瑪蘭族遷徙及其與當地族群接觸的線索。

這類材料使研究者得以追問：哪些聚落仍有人居住？族人如何遷徙？遷徙與漢人拓墾、土地變化及族群關係有何關聯？但日記只呈現馬偕曾到訪或聽聞的地點，不能據此直接推定某族完整的分布範圍。

二、族群互動與地方社會變化

馬偕記載原住民族與漢人、平埔族群及其他原住民族群之間的接觸，可以作為研究交易、合作、衝突、通婚、遷徙與聚落變動的材料。他記下的傳教行動也呈現外來宗教如何進入地方社會，以及族人如何接觸、接受或轉化基督教信仰。

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日治初期原住民族與殖民政府的衝突，重點在於理解南庄事件並非單純的「欠款糾紛」或孤立的抗日行動，而是日本殖民政府推進樟腦專賣、改變山林土地權利與生產秩序後，引發的領域及經濟利益衝突。

南庄事件又稱「日阿拐事件」，發生於明治35年（1902年），以賽夏族南獅里興社頭目日阿拐為主要領導者，參與者包括賽夏族各社及泰雅族等地方勢力。申論時應同時交代事件的制度背景、直接導火線、事件結果及歷史意義。

解題方法

採取「殖民政策與土地制度 → 樟腦利益衝突 → 武裝反抗 → 統治後果與歷史意義」的因果架構。這種寫法能呈現南庄事件背後的權力關係，不會把複合性的衝突縮減成單一欠款事件。

事件背景與經過

一、樟腦開發與殖民政府介入山區

南庄及其周邊山區是賽夏族等族群長期生活、利用的領域，樟腦則是日治初期重要的經濟資源。日本統治臺灣後，總督府推動林野管理與樟腦專賣，將山林納入殖民政府控制，並介入製腦權及土地使用權的分配。這使原住民族原有的領域使用和資源管理方式，逐漸受到政府制度與業者開發的限制。

清末以來，日阿拐曾在南庄山區從事開墾與製腦，並向進山製腦者收取山工銀。日治初期雖有與日方及製腦業者合作的情形，但雙方對土地、開墾與製腦權利的理解並不一致：原住民族將土地及山林視為傳統領域的一部分，殖民政府則逐步以官有林野、專賣及許可制度重新界定其權利。

二、契約爭議與經濟矛盾

日阿拐與日本製腦業者訂有製腦相關契約，彼此對契約所賦予的權利及範圍認知不同。樟腦價格變動、業者積欠山工銀，以及日方對山林與製腦權的管理介入，使原有利益安排逐漸失衡。日阿拐及地方社群因而面臨土地控制、山林收益與傳統權威遭削弱的問題。

因此，山工銀積欠與契約爭端是事件的直接導火線；更深層的背景，則是殖民政府以樟腦資源開發為核心，改變原住民族對土地、山林及生產活動的控制。

三、武裝衝突與鎮壓

1902年，日阿拐聯合賽夏族及泰雅族等地方勢力起事，攻擊南庄支廳及相關據點，與日本警察、軍隊發生衝突。事件經數月鎮壓後逐步平定。

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戰後政府如何透過學校教育、行政規範及社會宣傳，在1950年代原住民族地區推動國語運動，以及政策實際推展的方式與影響。作答須把「政策措施」和「執行情形」一併說明，並指出這不是單純的語言教學，而與戰後政權整合、去日本化及推動「山地平地化」的治理方向相連。

題目已指出國語政策自1946年推動，而原住民族地區自1949年省教育廳頒行「山地教育方針」開始施行。1950年代的政策主軸，是提高國語使用、限制日語並將國語教育延伸到學校、行政機關及部落生活。

解題方法

依時間順序整理政策，再按推動管道分類，可避免只列法令名稱、沒有交代措施與效果。答題可分為三層：

1. 政策規範：說明1951年施政要點、國語推行辦法及1958年山地教育措施。
2. 執行方式：說明師資考核、學校教學、國語推行小組、成人講習與刊物宣傳。
3. 推展結果：說明政策推動的強制性、實際限制與對族語使用的影響。

政策措施與推行情形

一、從山地教育方針到1951年施政規範

1949年省教育廳頒行「山地教育方針」，將「徹底推行國語、加強國家觀念」列為山地教育的重要目標，為原住民族地區國語政策的推動奠定基礎。

1951年1月公布的「山地施政要點」進一步要求積極獎勵國語、國文教育，透過有效方法提高原住民族學習興趣，並嚴格考核各地推行進度。這項規定與政府將山地行政納入一般行政、推動「山地平地化」的政策相互配合。

同年5月，省教育廳發布山地學校推行國語的執行規定：校長及教員不諳國語者須限期補習，仍不合格者免職；教學原則上使用國語，必要時才以山地語輔助，並禁止使用日語；學校推動「一日一句國語」，由縣府派員考核，成績列入校長及教員考績。這使國語政策成為師資任用、教學管理及學校考核的一部分。

二、以專門辦法擴大學校與行政機關推行

1951年8月頒布「臺灣省各縣山地推行國語辦法」，明示政策目的包括改正原住民族使用日語的習慣、提升行政效率、普及「祖國文化」及增強國家觀念。

在行政機關方面，要求原住民鄉公所舉辦國語講習班，使公務人員能以國語辦理公文、宣達政令，並督促其在一定期間內達到基本聽說能力。在學校方面，則要求提升教師國語程度、加強師資講習、改善教學方法與設備，並以國語進行教學、禁止使用日語；省方也編印「一日一句」教材，並利用廣播等方式輔助教師教學。

推行範圍亦不限於學校。政府要求透過公文、標示、刊物、廣播及教會等場域營造國語環境，並限制日文刊物在原住民族地區流通；傳教活動也受到使用語言及文字的規範。

三、設置專責組織並以刊物宣傳

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原住民族史的「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如何相互連結，以及它們對族群歷史理解、權利回復和當代社會關係的意義。

「歷史正義」是承認並釐清原住民族在不同政權統治下遭遇的土地流失、文化與語言壓迫、政治支配及社會歧視，讓原住民族能以自身觀點書寫歷史，並使國家與社會正視過去造成的傷害。「轉型正義」則是面對制度性不正義，透過真相調查、公開歷史、道歉、補償、權利回復與制度改革，改善其延續至今的影響。

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不能只理解為政權更替後清查政治迫害；它還須處理殖民統治及其延續的結構性不平等，並尊重原住民族作為集體權利主體的地位。以下法制說明以命題當年（民國111年）為準。

解題方法

採「歷史面—權利面—社會面」三層作答：先說明它如何改變歷史認識，再說明如何回應權利受損，最後指出對當代族群關係與民主社會的影響。每一層都要兼顧「承認過去」與「改善現在」，才能完整回答題目所問的歷史和當代意義。

對原住民族群歷史的意義

一、釐清歷史真相，修正單一的國家史觀

原住民族歷史長期受到外來政權史觀影響，常被寫成被治理、被開發或逐漸消失的對象。歷史正義促使社會重新檢視荷西、清朝、日本及戰後國家治理下，原住民族與土地、政權、資源及文化之間的關係，並納入族群記憶、口述歷史及原住民族自身的知識觀點。

這不只是補充既有歷史敘述，而是承認原住民族具有主體性與延續至今的歷史。如此才能避免把土地流失、文化壓迫與族群衝突描寫成自然演變，或將責任簡化為個人或地方事件。

二、保存族群記憶，重建文化與身分認同

透過檔案整理、口述歷史、歷史教育及族語傳承，原住民族得以保存集體記憶，增進族人對自身歷史與文化的理解。這有助於修補過去因同化政策、改名、遷徙、禁說族語及污名化所造成的斷裂，並使族群認同不再被外部標籤所定義。

三、確認不正義具有制度與歷史脈絡

歷史正義指出，今日的土地、資源與發展不平等，不能只以當代個人選擇或現行制度解釋；它們與長期的土地取得、行政治理、法律分類及文化政策有關。釐清這段脈絡，才能理解權利受損如何累積並延續至今，也能避免將其歸咎於原住民族自身。

對原住民族當代社會的意義

一、從象徵承認走向實質權利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