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身心障礙特考三等 經建行政 公共經濟學 考古題詳解

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貧窮的衡量方式」與「跨國貧窮統計的解讀」。題目中的臺灣 $1.9\%$ 與美國 $11.4\%$，並非使用完全相同的貧窮定義，因此不能直接據此認定臺灣的貧窮問題一定比美國輕微。

以命題當年（民國 111 年）法規為準，臺灣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的認定，主要依《社會救助法》及各地政府公告標準辦理，包含：

1.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於全家人口後，不得超過法定或公告的所得標準。
2. 家庭財產、動產及不動產不得超過規定限額。
3. 人口計算及家庭成員範圍，依社會救助法規定認定。

低收入戶通常是家庭平均所得低於當地最低生活費，且財產符合限額；中低收入戶則是所得高於低收入戶標準、但仍低於法定一定倍數，且財產符合限額。現行法規及各年度標準已可能修正，解題仍以命題當年規定為準。

美國官方貧窮人口比例，則是依美國官方貧窮線及家庭收入資料，判定家庭收入是否低於依家庭人數所訂的貧窮門檻。兩國在所得計算、家庭認定、財產審查、政府移轉收入處理及貧窮線訂定方式上均有差異。

---

解題方法

本題應分三個層次回答：

1. 先說明 $1.9\%$ 的統計意義。
2. 再說明該數據不能直接與美國 $11.4\%$ 比較。
3. 最後指出這項數據對公共政策及貧窮分析的限制與啟示。

---

一、臺灣 $1.9\%$ 所代表的意義

臺灣的 $1.9\%$ 是民國 110 年底被政府認定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的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例。它主要反映：

• 符合法定所得條件者；
• 同時通過財產及家庭人口等審查者；
• 已被列冊、認定或納入社會救助制度者。

因此，這項數字較接近「符合社會救助資格的人口比例」，而不是所有具有經濟困難、生活品質低落或相對剝奪感的人口比例。

換言之，$1.9\%$ 的正確解讀是：

在臺灣現行社會救助認定標準下，符合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資格者約占全國人口 $1.9\%$。

它不能解讀為：

臺灣只有 $1.9\%$ 的人口處於任何形式的貧窮。

---

二、為何不能直接與美國 $11.4\%$ 比較

臺灣與美國的統計基礎不同，至少有以下差異。

1. 貧窮線的性質不同

臺灣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的標準，是依各地最低生活費及相關財產標準認定，具有社會救助資格審查的性質。

美國官方貧窮率則是以官方貧窮線判斷家庭收入是否不足。其貧窮線主要依家庭人數及收入計算，不完全等同於接受政府救助的資格。

因此，臺灣數據與美國數據實際上比較的是不同概念：

$$\text{臺灣：社會救助資格人口比例}$$ $$\text{美國：低於官方貧窮線的人口比例}$$

---

2. 臺灣有財產審查，美國官方貧窮率不以相同方式處理財產

臺灣即使所得偏低，若家庭擁有的存款、土地、房屋或其他財產超過標準，仍可能無法被列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因此，臺灣的社會救助統計會排除部分「所得低但財產較多」的家庭。

相對地，美國官方貧窮率主要著重家庭收入是否低於貧窮線，與臺灣的財產審查制度並不相同。這會造成統計結果不可直接對照。

---

3. 臺灣的家庭認定與人口計算具有行政審查性

臺灣社會救助制度對「家庭總收入」及「應計算人口」有特定規定。某些家庭成員的所得或財產，可能依法被列入家庭計算，進而影響申請資格。

此外，部分符合資格者可能因下列原因未提出申請：

• 不知道申請程序；
• 認為申請社會救助會產生標籤；
• 文件準備困難；
• 家庭成員認定造成資格不符；
• 具有所得但缺乏正式證明。

核心觀念

本題屬於公共經濟學中外部性（Externality）與政府補貼政策的典型計算題，主要考查以下核心理論與公式：

1. 正外部性與社會邊際效益（SMB）： 當產品存在正外部性時，社會邊際效益（Social Marginal Benefit, $SMB$）等於私人生益（Private Marginal Benefit, $PMB$）加上邊際外部效益（Marginal External Benefit, $MEB$）： $SMB(Q) = PMB(Q) + MEB(Q)$ 在無負外部成本假設下，私人邊際成本（$PMC$）即為社會邊際成本（$SMC$），即 $SMC(Q) = PMC(Q)$。

2. 市場失靈與社會最適：

• 未干預市場均衡：僅由私人誘理決定，滿足 $PMB = PMC$。由於未納入正外部性，競爭市場會導致過少生產（$Q_m < Q^*$）。
• 社會最適均衡：考慮整體社會福祉最大化，滿足 $SMB = SMC$。

3. 庇古補貼（Pigouvian Subsidy）： 為修正正外部性引發的市場失靈，政府可對供給者提供定額單位補貼 $s^*$。最適單位補貼額應等於社會最適數量下的邊際外部效益： $s^* = MEB(Q^*)$

4. 效率損失（Deadweight Loss, DWL）： 未干預下生產不足所造成的無謂損失，等於從未干預產量 $Q_m$ 至社會最適產量 $Q^*$ 之間，社會邊際效益高於社會邊際成本的累積總和（在幾何圖形上呈現為 $SMB$ 與 $SMC$ 圍成的三角形面積）： $DWL = \frac{1}{2} \times (Q^* - Q_m) \times [SMB(Q_m) - SMC(Q_m)]$

---

解題方法

步驟一：導出各邊際函數

由題目給定完全競爭市場之供給與需求函數，求得反供給與反需求函數：

• 私人邊際成本： $Q^S = 2P \implies P = \frac{1}{2}Q \implies PMC(Q) = \frac{1}{2}Q$ 由於不存在生產上的外部成本，故社會邊際成本 $SMC(Q) = PMC(Q) = \frac{1}{2}Q$。

• 私人生益： $Q^D = 300 - P \implies P = 300 - Q \implies PMB(Q) = 300 - Q$

• 邊際外部效益： $MEB(Q) = \frac{Q}{4}$

• 社會邊際效益： $SMB(Q) = PMB(Q) + MEB(Q) = (300 - Q) + \frac{Q}{4} = 300 - \frac{3}{4}Q$

---

步驟二：計算政府未干預下之均衡產品數量 ($Q_m$)

在無政府干預的完全競爭市場中，市場均衡由私人生益與私人邊際成本交點決定（$PMB = PMC$）： $300 - Q_m = \frac{1}{2}Q_m$ $300 = \frac{3}{2}Q_m \implies Q_m = 200$

因此，未干預下之均衡產品數量為 $200$。

---

步驟三：計算社會最適產品數量 ($Q^*$)

社會最適產品數量由社會邊際效益等於社會邊際成本決定（$SMB = SMC$）： $300 - \frac{3}{4}Q^* = \frac{1}{2}Q^*$ $300 = \left(\frac{3}{4} + \frac{2}{4}\right)Q^* = \frac{5}{4}Q^*$ $Q^* = 300 \times \frac{4}{5} = 240$

因此，社會最適產品數量為 $240$。

---

步驟四：計算社會對供給者之最適單位補貼數額 ($s^*$)

為了將外部效益內部化，政府給予供給者的單位補貼額應等於社會最適產量 $Q^* = 240$ 時的邊際外部效益： $s^* = MEB(Q^*) = \frac{Q^*}{4} = \frac{240}{4} = 60$

驗算：若政府給予供給者每單位 $60$ 的補貼，供給者面臨的淨邊際成本變為 $PMC - s = \frac{1}{2}Q - 60$。 此時市場新均衡點滿足 $PMB = PMC - s$： $300 - Q = \frac{1}{2}Q - 60 \implies \frac{3}{2}Q = 360 \implies Q = 240 = Q^*$

核心觀念

本題旨在考驗考生對我國「營業稅（消費稅）制度」之實務背景，以及「租稅公平原則（垂直公平性與水平公平性）」理論之綜合分析能力。

1. 法規依據：以命題當年（民國 111 年）《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0 條規定為準，營業稅稅率最低不得少於 $5\%$，最高不得超過 $10\%$；我國目前一般商品之營業稅率訂為 $5\%$。
2. 租稅公平觀念：

• 垂直公平性（Vertical Equity）：經濟負擔能力不同者，應負擔不同的稅負。通常以所得多寡衡量負擔能力，並透過累進稅率達到量能課稅與改善所得分配之目的。
• 水平公平性（Horizontal Equity）：經濟負擔能力相同者，應負擔相同的稅負（同等情況同等對待）。

3. 租稅性質比較：

• 營業稅（加值型）：屬於一般消費稅，採「單一比例稅率」，以「消費支出」為稅基。
• 個人綜合所得稅：採「累進稅率」，以「綜合所得」為稅基。

---

解題方法

本題為標準的公共經濟學／財政學申論題，應分為兩大核心部分擬答：

1. 第一部分：我國維持相對國際偏低消費稅率（$5\%$）之原因分析 由「租稅負擔累退性與公平」、「物價衝擊與通脹」、「租稅遵從與地下經濟」以及「政治經濟學阻力」四個層面進行剖析。
2. 第二部分：調高營業稅率對比調高所得稅率對公平性之影響 明確定義「垂直公平性」與「水平公平性」，並從稅基（消費 vs. 所得）與稅率結構（比例稅率 vs. 累進稅率）之差異，推導調高營業稅率對兩者公平性帶來的實質衝擊。

---

申論題要點解析

一、我國採行相對國際偏低消費稅率（$5\%$）之原因

1. 減輕租稅累退性，維護所得分配公平 一般消費稅（營業稅）係以消費支出為稅基。依據凱因斯消費理論，邊際消費傾向（MPC）與平均消費傾向（APC）隨所得增加而遞減，低所得者之消費支出占所得比率顯著高於高所得者。因此，採單一比例稅率之消費稅具有累退性（Regressivity）。維持相對偏低之 $5\%$ 稅率，能減輕中低所得者之稅負負擔，避免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

2. 穩定國內物價與抑制通貨膨脹壓力 加值型營業稅具有轉嫁性，租稅負擔最終多向前轉嫁由終端消費者負擔。調高營業稅率會直接推升一般消費品與服務之價格，引發一次性物價上漲，甚至引發通膨預期與「薪資—物價螺旋上升」（Wage-Price Spiral）。政府維持低消費稅率係基於穩定物價與維持民生安定之政策考量。

3. 降低逃漏稅誘因，維持地下經濟控制 營業稅率越高，商家與消費者採用不開立發票、現金交易等逃漏稅行為之誘因越強，將導致地下經濟規模擴大，顯著增加稅捐稽徵機關的稽徵成本與執法難度。維持較低稅率有助於提升租稅遵從度（Tax Compliance）。

4. 政治經濟學考量與社會改革阻力 營業稅屬於普及性稅目，課徵範圍涵蓋全體國人，租稅感知度高。調高消費稅率極易引發全民強烈反彈與政治阻力；相對而言，過去租稅改革多導向所得稅、財產稅或特定稅目之調整，致使營業稅率自實施以來長期維持於法定下限 $5\%$。

---

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公共經濟學（Public Economics）與健康經濟學（Health Economics）中關於醫療保險市場的道德風險（Moral Hazard）、供給者誘發需求（Supplier-Induced Demand, SID）、醫療支付制度（Payment Systems）、公平性與效率性的權衡（Trade-off between Equity and Efficiency）以及人口高齡化對社會保險財務之衝擊。

核心經濟學理論與公式：

• 道德風險（Moral Hazard）：當保險涵蓋醫療費用時，消費者面對的醫療服務邊際自付價格下降至 $P = (1-s)P_0$（其中 $s$ 為保險補助率），進而導致醫療需求量大幅增加至邊際效益小於邊際社會成本的水平，產生事後道德風險（Ex-post Moral Hazard）與福利損失（Deadweight Loss, DWL）。
• 醫療邊際費用與效益：理想的效率就醫點滿足邊際社會效益等於邊際社會成本（$MSB = MSC$）。在全民健保低部分負擔下，邊際自付成本 $MC_{private} \approx 0$，民眾就醫決策邊際條件為 $MB = MC_{private} = 0$，引致過度消費。
• 價格彈性與部分負擔效果：醫療需求的價格彈性為 $\epsilon_d = \frac{\% \Delta Q}{\% \Delta P}$。適度提高部分負擔能透過價格機制抑制無效益的門診需求。

---

解題方法

本題為健康經濟學與公共政策綜合申論題，答題架構拆解為四個層次，分析邏輯如下：

1. 原因剖析：從需求面（保險制度與價格效果）、供給面（支付制度與醫療可近性）與文化制度面（民眾就醫習慣與分級醫療落實度）三大維度系統化歸納我國門診次數偏高之主因。
2. 影響評估（正反雙向）：區分醫療保險制度（健保財務與資源分配）與國人健康（預防效果與醫療風險）兩大標的，分別論述高就醫次數所帶來的正面與負面衝擊。
3. 人口高齡化之動態衝擊：結合人口結構變化（高齡者平均罹病率與就醫頻率較高），分析在每人門診次數居高不下的前提下，高齡化加乘效應對健保財務收支失衡、安全準備金與世代負擔之惡化影響。
4. 政策建議與代價分析：提出兩種具可行性的政策工具（如「調整門診部分負擔」與「實施落實分級醫療/轉診及改採論人計酬」），並依據經濟學理說明各政策執行所伴隨的代價（如損及水平公平性、降低就醫便利性或引發供給者推諉）。

---

選項分析

本題為申論題，無選擇題選項。以下針對題目四大核心子題進行逐一深度剖析與完整解答：

（一）我國民眾平均門診就醫次數偏高之原因

我國民國 108 年每人每年平均門診就醫次數高達 16.7 次，遠高於歐美國家（約 6 次），其核心原因歸納為以下三點：

1. 需求面：低自付額引發事後道德風險（Ex-post Moral Hazard） 全民健康保險具高度普及性與包容性，民眾門診僅需負擔極低的部分負擔（Co-payment）與掛號費。自費邊際成本 $MC_{private}$ 遠低於真實醫療成本 $MC_{social}$，使邊際就醫價格接近於零，激發價格效果，導致民眾將邊際效益極低的微小不適亦轉化為門診需求。
2. 供給面：按服務計酬（Fee-for-service）與供給者誘發需求（SID） 我國門診醫療主要採用按服務計酬制，醫療機構與醫師的收入直接與診療次數、處方及檢查項目掛鉤。在此支付結構下，醫療提供者有動機透過安排複診、開立短天期藥品或過度檢查來誘發門診需求（Supplier-Induced Demand）。
3. 制度與文化面：醫療可近性極高與分級轉診未嚴格落實

• 高可近性：我國診所與醫院密度高、預約就醫便利、無長期等待排隊問題。
• 未強制轉診：未建立嚴格的基層家庭醫師門診過濾機制（Gatekeeping），民眾可自由跨區或跨科別至大醫院就診，導致逛醫院（Doctor Shopping）與重複求醫現象普遍。
• 藥物文化：國人普遍存在看病拿藥、保健補身之文化習慣，提高回診意願。

（二）高就醫次數對醫療保險制度與國人健康之正面及負面影響

1. 對醫療保險制度之影響

• 正面影響：
• 早期診斷與預防：頻繁門診有助於早期發現重大疾病或慢性病病灶，即時介入治療，降低未來演變為重症而需要高額住院或急診費用的風險（預防勝於治療效果）。
• 保險滿意度高：低門檻就醫展現健保的高可近性與社會安全網功能，提高國民對社會保險制度的滿意度與政策支持度。
• 負面影響：
• 健保財務沉重壓力：門診給付占健保總支出比重過高，龐大就醫量引發醫療費用暴增，侵蝕健保財務健全性。
• 醫療資源浪費與效率損失：引致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出現重複領藥、過度檢驗及無醫療效益的就醫行為，造成有限資源分配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