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高普考高考三級 經建行政 公共經濟學 考古題詳解

核心觀念

本題為公共經濟學（財政學）古典與現代重要名詞之綜合評估題，考驗考生對「政府干預理據」、「公共選擇理論與官僚行為」、「環境財政與租稅重組」以及「次佳租稅理論（商品課稅）」四大範疇之概念精準度與國內政策應用能力：

1. 殊價財（Merit Goods）：涉及消費者主權、家長主義（Paternalism）及資訊不完全。
2. 尼斯坎南模型（Niskanen's Budget-Maximizing Model）：涉及公共選擇理論、官僚利益極大化、資訊不對稱與全有或全無（All-or-Nothing）預算決策。
3. 雙重紅利假說（Double-Dividend Hypothesis）：涉及環境稅（庇古稅 Pigouvian Tax）、環境效益（綠色紅利）與租稅回收／降低既有稅制扭曲效益（經濟紅利）。
4. 柯雷特與黑格法則（Corlett-Hague Rule）：涉及次佳租稅理論（Second-Best Taxation）、休閒不可課稅性及商品間之互補與替代關係。

解題方法

本題為名詞解釋兼具實例舉例之申論題，擬答架構採取「理論定義 $\rightarrow$ 圖形／數理邏輯 $\rightarrow$ 我國政策實例 $\rightarrow$ 政策效果與理論連結」四階段寫法：

1. 理論定義：精確界定原創學者（Musgrave, Niskanen, Pearce/Goulder, Corlett-Hague）提出的核心概念與假設前提。
2. 邏輯推導／數理表示：

• 尼斯坎南模型需比較效率產出 $MB=MC$ 與官僚產出 $TB=TC$（即 $B(Q_N) = C(Q_N)$）。
• 柯雷特與黑格法則需說明在休閒 $L$ 無法直接課稅下，商品 $X_1, X_2$ 之交叉彈性與稅率大小關係（$t_1 > t_2$ 當 $X_1$ 與 $L$ 互補性較高）。

3. 我國實例舉例：結合國內現行法規與實務運作，確保事例具權威性與在地性。

題目解析與實例說明

(一) 殊價財（Merit Goods）

1. 核心意涵：

• 由學者馬斯格雷夫（R. Musgrave, 1959）提出。指某類財貨或服務雖具備私有財特徵，但個體決策者因資訊不完全、理性限制或短視近利（Myopia），導致個人評估之私人邊際效益低於實際之社會邊際效益（$MB_{private} < MB_{social}$），產生消費不足（Under-consumption）的現象。
• 政府基於「家長主義」（Paternalism）立場，認為政府比個人更了解個體之長遠利益，因而打破「消費者主權」（Consumer Sovereignty），透過強制消費、直接提供或價格補貼等政策手段干預市場，強迫或誘導民眾增加消費。

2. 我國實例與解釋：

• 實例：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1 條第 6 項規定之「騎乘機車強制佩戴安全帽」。
• 解釋：個體騎士可能因嫌昂貴、不便或低估事故機率而選擇不安裝或不佩戴安全帽；但佩戴安全帽能大幅降低交通事故傷亡率與社會整體醫療支出負擔。政府透過法律強制規範並對違規者處以罰鍰，即為極具代表性的殊價財干預政策。

(二) 尼斯坎南之政府預算規模選擇模型（Niskanen, 1971）

1. 核心意涵：

• 學者尼斯坎南（W. Niskanen, 1971）於公共選擇理論中提出之官僚行為模型。
• 基本假設：官僚（Bureaucrat）為追求自身利益極大化者（包含權勢、薪資、名譽、職務津貼等），而這些利益皆與「機關總預算規模」（$B$）呈正相關。因此官僚的行為目標為「極大化機關總預算」，而非「極大化社會淨福利」。
• 決策機制：官僚相對於預算審查機關（贊助者／國會）擁有資訊不對稱優勢（掌握真正的生產成本函數），並向國會提出「全有或全無」（All-or-Nothing）的單案預算套餐。
• 資源配置結果：
• 社會效率產出水準 $Q^*$ 應決定於邊際效益等於邊際成本之處，即： $MB(Q^*) = MC(Q^*) \quad \text{或} \quad \frac{dB}{dQ} = \frac{dC}{dQ}$
• 官僚則利用資訊優勢將預算膨脹至「總效益等於總成本」之產出水準 $Q_N$，即： $TB(Q_N) = TC(Q_N) \quad \text{或} \quad B(Q_N) = C(Q_N)$
• 由於 $Q_N > Q^*$，公共部門產生過度供給（Over-provision），並帶來資源配置不效率之死權損失（Deadweight Loss）。

2. 我國實例與解釋：

• 實例：我國政府機關會計年度末之「消化預算」現象及各部會爭取成立新機關與擴充員額。

核心觀念

本題涉及公共經濟學中**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 CBA）之敏感度分析與事前評估誤差，以及公共私營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下 BOT（Build-Operate-Transfer，興建－營運－移轉） 模式之制度限制。

1. 淨現值（Net Present Value, NPV）與益本比（Benefit-Cost Ratio, BCR）：

• 淨現值定義為專案生命週期內各期折現效益扣除折現成本之總和： $NPV = \sum_{t=0}^n \frac{B_t - C_t}{(1+r)^t} = B - C$
• 益本比定義為總折現效益與總折現成本之比值： $BCR = \frac{B}{C}$
• 當 $BCR = 1$ 時，總折現效益等於總折現成本（$B = C$），此時 $NPV = 0$。

2. 敏感度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 用於評估核心參數（成本、效益、折現率）變動對專案可行性的影響。題目給定：

• 原始 $NPV = B - C = 56.5$ 億元。
• 成本增加 $58.3\%$ 時，$BCR = \frac{B}{1.583C} = 1 \implies B = 1.583C$。
• 效益降低 $36.8\%$ 時，$BCR = \frac{(1-0.368)B}{C} = \frac{0.632B}{C} = 1 \implies B \approx 1.5823C$。
• 由此可推算原始折現總成本 $C \approx 96.9$ 億元，原始折現總效益 $B \approx 153.4$ 億元。

3. BOT 模式與法源依據： 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本題以命題當年民國 111 年法規為準；現行法於民國 111 年 12 月修正公布，增列履約爭議調解與新增多元特許方式），BOT 為民間機構投資興建並營運，營運期滿後移轉資產予政府。

解題方法

本題解答分為兩大部分：

1. 第一部分：捷運完工後 NPV 轉負之原因分析 結合敏感度分析導出的臨界面積（成本超支逾 $58.3\%$ 或效益衰減逾 $36.8\%$ 即使 $NPV < 0$），自「過度樂觀偏誤」、「成本超支與工期延宕」、「營運維修成本低估」、「折現率變動」及「外部效益未內部化」等維度說明事前評估與事後實境之落差。

2. 第二部分：我國採 BOT 進行交通建設之限制申論 連結我國著名交通 BOT 歷史個案（如台灣高速鐵路、高雄捷運 BOT 案、桃園機場捷運 BOT 案等），從「自償率偏低」、「風險分配不對稱與道德風險」、「附屬事業開發落空」、「專案融資環境欠缺」及「行政管制與契約彈性不足」五大面向進行申論。

本題申論分析

一、捷運完工後淨現值（NPV）轉為負值之可能原因

根據敏感度分析之導算，本案原始預估之折現總效益約為折現總成本的 $1.583$ 倍。當實際營運與興建過程滿足「成本增加超過 $58.3\%$」或「效益減少超過 $36.8\%$」時，淨現值即會跌破零點轉為負值。具體原因如下：

1. 需求預測過度樂觀與效益高估（Optimism Bias）：

• 運量高估：規劃階段往往高估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效益與轉乘意願，忽略汽機車持有率高、免費停放空間或平行公車路線之競爭衝擊，導致實際票箱收入與節省通行時間效益大幅低於預期。
• 外部效益未實質化：事前估算涵蓋之減少空氣污染、降低交通事故等社會外部效益，事後因車流量未顯著轉移而無法落實。

2. 工程成本嚴重超支（Cost Overruns）與工期延宕：

• 地下化與地質風險：都市捷運多採地下工程，遇到複雜地質條件、地下管線遷移或文物的施工障礙，導致直接工程費用飆升。
• 物價膨脹與利息累積：工期拉長使興建期物價指數上漲，建造成本急遽增加；同時使興建期利息（IDC）資本化金額顯著累積，大幅拉高總成本 $C$。

核心觀念

1. 哈伯格超額負擔（Harberger Excess Burden / Deadweight Loss）： 租稅扭曲了買賣雙方的相對價格，導致市場交易量偏離效率水準，進而引發社會福利的純損失（即超額負擔 $EB$）。在線性需求與供給曲線的假設下，若對商品課徵從價稅率 $t$，其單位稅額為 $T = P_0 \cdot t$，超額負擔公式可表示為： $EB = \frac{1}{2} \cdot T \cdot |\Delta Q| = \frac{1}{2} \cdot \eta \cdot P_0 \cdot Q_0 \cdot t^2$ 其中 $\eta = \frac{\epsilon_d \cdot \epsilon_s}{\epsilon_d + \epsilon_s}$ 為租稅扭曲之有效彈性（超額負擔彈性參數），$\epsilon_d$ 為需求價格彈性，$\epsilon_s$ 為供給價格彈性。

2. 可獲得稅收（Tax Revenue）： 政府課稅後實際獲得之稅收 $R$ 為單位稅額乘以課稅後之實際市場交易量 $Q_1$： $R = T \cdot Q_1 = T \cdot (Q_0 - |\Delta Q|)$ （備註：在租稅理論中，若採課稅前的交易量 $Q_0$ 計算租稅基數，其估計稅收基準為 $R_0 = T \cdot Q_0$。本詳解以實際課徵稅收 $R$ 為主要計算標準，並說明估計稅收基準之結果）。

3. 小國開放經濟與供給彈性特徵： 當開放進口且國際市場為完全競爭（零關稅）時，小國為國際價格的接受者（Price Taker），面臨無窮大的國際供給彈性（$\epsilon_s^{open} = \infty$）。對國內市場銷售之商品課徵國內產品稅（消費稅/貨物稅）時，消費者承擔全部稅負，國內生產者淨所得價格不變，故無生產扭曲，有效供給彈性視為無窮大。

解題方法

本題依據市場結構分兩階段進行推導計算：

1. 未開放進口（封閉經濟）：

• 計算封閉市場下的有效扭曲彈性 $\eta = \frac{\epsilon_d \cdot \epsilon_s}{\epsilon_d + \epsilon_s}$。
• 計算單位稅額 $T = P_0 \cdot t$ 與市場交易量減少額 $\Delta Q = Q_0 \cdot \eta \cdot t$。
• 計算超額負擔 $EB_1 = \frac{1}{2} T \Delta Q$ 與實際稅收 $R_1 = T (Q_0 - \Delta Q)$，求出占比 $\frac{EB_1}{R_1}$。

2. 開放進口（小國開放經濟）：

• 在自由貿易且零關稅下，國際供給彈性 $\epsilon_s^{open} = \infty$，有效扭曲彈性簡化為 $\eta = \epsilon_d$。
• 國內生產者淨收價格維持國際價格 $P_w = 200$ 元，生產量不變；消費者負擔全部稅額，買價升至 $P_c = 240$ 元。
• 計算總需求減少量 $\Delta Q_c = Q_{c,0} \cdot \epsilon_d \cdot t$。
• 計算超額負擔 $EB_2 = \frac{1}{2} T \Delta Q_c$ 與實際稅收 $R_2 = T (Q_{c,0} - \Delta Q_c)$，求出占比 $\frac{EB_2}{R_2}$。

選項分析（子題推導與計算過程）

子題一：未開放進口（封閉經濟）下之推算

1. 基本參數與有效彈性：

• 課稅前市場價格 $P_0 = 200$ 元
• 課稅前市場交易量 $Q_0 = 3,000$ 萬單位
• 需求價格彈性 $\epsilon_d = 1.5$，供給價格彈性 $\epsilon_s = 2.5$
• 從價稅率 $t = 20\%$
• 單位稅額 $T = P_0 \times t = 200 \times 20\% = 40$ 元
• 有效扭曲彈性 $\eta$： $\eta = \frac{1.5 \times 2.5}{1.5 + 2.5} = \frac{3.75}{4} = 0.9375$

2. 數量變動與課稅後交易量：

• 交易減少量 $\Delta Q$： $\Delta Q = Q_0 \times \eta \times t = 3,000 \times 0.9375 \times 0.20 = 562.5 \text{ 萬單位}$
• 課稅後交易量 $Q_1$： $Q_1 = Q_0 - \Delta Q = 3,000 - 562.5 = 2,437.5 \text{ 萬單位}$

3. 超額負擔與稅收計算：

• 超額負擔 $EB_1$：

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稅收結構」與租稅歸宿的比較分析。表中百分比係各類租稅占該國租稅收入的比重，並非各國人民實際負擔的平均稅率，也不等同於租稅負擔率。

分析時應掌握三點：

1. 個人所得稅主要對自然人的薪資、營利、股利、利息及財產交易等所得課稅。
2. 公司所得稅主要對營利事業所得課稅，但其經濟負擔可能透過工資下降、商品價格上升或股東報酬降低，分別轉嫁給勞工、消費者或股東。
3. 消費稅系包括營業稅、貨物稅、關稅等，通常具有課徵範圍廣、徵收穩定、容易轉嫁給消費者的特性。

涉及租稅制度之說明，以命題當年（民國111年）法規及制度為準。

一、我國個人所得稅比重偏低

我國個人所得稅占租稅收入 $22.2\%$，低於南韓的 $26.1\%$、日本的 $32.7\%$、德國的 $44.8\%$ 及美國的 $54.6\%$，為五國中最低。

其意涵如下：

1. 我國租稅較少直接依賴個人所得

個人所得稅採累進稅率，理論上具有較強的量能課稅與所得重分配功能。個人所得稅比重偏低，表示我國透過個人綜合所得稅進行所得重分配的程度，相對低於德國、美國及日本。

但此數據只能表示「稅收來源結構」不同，不能直接推論我國個人所得稅率一定較低，或人民實際租稅負擔一定較輕。

2. 免稅額及扣除額降低實際課稅所得

我國綜合所得稅設有免稅額、標準扣除額、列舉扣除額及各項特別扣除額。家庭人口較多、薪資所得扣除及幼兒、教育、身心障礙等扣除制度，會使部分納稅人的所得低於課稅門檻，或降低應稅所得。

因此，雖然名目稅率具有累進性，但實際納入課稅的所得基礎受到多項扣除額影響，個人所得稅占比可能較低。

3. 所得結構及薪資水準影響稅收

我國平均所得及薪資所得相較於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家，整體所得稅基相對有限；高所得者占總人口比例、資本所得課稅方式及所得分配結構，也會影響個人所得稅收入。

此外，部分自營業者或現金交易所得較難完整掌握，若存在所得漏報或查核困難，也會使個人所得稅收入比重下降。

4. 社會保險制度與租稅分類差異

德國等國家具有較高所得及較完整的社會福利制度，政府財政對直接稅的依賴可能較高。不同國家對社會保險費、地方稅及其他收入的分類不同，也會造成跨國比較上的差異，因此不可只依單一稅目比重判斷制度優劣。

二、我國公司所得稅比重偏高

我國公司所得稅占租稅收入 $24.4\%$，高於南韓的 $16.8\%$、日本的 $17.0\%$、德國的 $7.1\%$ 及美國的 $6.9\%$，在五國中最高。

1. 公司部門是我國重要稅收來源

我國公司所得稅比重高，表示政府稅收相當程度依賴營利事業部門。與美國及德國相比，我國以公司所得稅籌措公共財源的程度尤其明顯。

這種結構可在個人所得稅比重偏低時，補充政府稅收來源，但也代表稅收較容易受到企業獲利與景氣循環影響。

2. 出口製造業及大型企業獲利集中

我國經濟以電子業、半導體、出口製造業及大型企業為重要支柱。若企業獲利集中於少數大型公司，即使納稅企業數量有限，仍可形成相當高的公司所得稅收入。

尤其在全球貿易及科技產業景氣良好時，公司所得稅收入會明顯增加，因而提高其占總稅收的比重。

3. 公司所得稅徵收較集中且容易掌握

公司通常須設帳、申報營利事業所得，並接受會計及稅務查核；大型公司也有較完整的財務資料。因此，相較於個人自營業所得或現金交易所得，公司所得稅的稅源較集中、可查核性較高，徵收效率通常較好。

4. 不宜將稅收比重直接視為法定稅率較高

公司所得稅占比高，未必表示我國公司所得稅法定稅率一定高於其他國家。其比重受到下列因素共同影響：

分子會受到企業獲利、租稅優惠、虧損扣抵、稅基大小及查核成效影響；分母則受到個人所得稅、消費稅及財產稅收入影響。因此，法定稅率只是其中一項因素。

5. 公司所得稅的經濟負擔可能轉嫁

公司所得稅在法律上由公司繳納，但經濟負擔不一定全部由公司股東承擔。長期而言，部分負擔可能透過下列方式轉嫁：

• 降低工資或減少雇用，使勞工承擔部分負擔。
• 提高產品價格，使消費者承擔部分負擔。
• 降低股利或投資報酬，使股東承擔部分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