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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題：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之特性與傳播媒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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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觀念

本題考查兩個層次：

1. 公眾外交的學術定義與特性：此為國際傳播領域的經典核心概念，源自 Edmund Gullion（1965）在塔夫茲大學提出的框架，後在 Joseph Nye「軟實力」（soft power）理論中獲得深化。
2. 媒體事件與公眾外交的連結：考生須能舉出「具體、近期、可論述」的媒體事件（media event），並分析其如何體現公眾外交機制。

關鍵定義：

• 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一國政府或非政府行為者，跨越國境，直接針對外國公眾（而非外國政府）所進行的溝通、資訊傳遞、文化交流與形象塑造活動，目的在於影響外國公眾輿論，進而形成有利於本國政策目標的國際環境。
• 軟實力（soft power，Joseph Nye）：透過吸引力而非強制力達成目的的能力，包括文化、價值觀、外交政策的吸引力；公眾外交是軟實力的操作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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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方法

本題屬論述型申論題，最佳結構為：

定義特性（理論層）→ 舉例說明（實踐層）→ 分析媒體如何扮演公眾外交一環（機制層）

切入點選擇「特性條列化」再「案例印證」，能讓評分者一眼看出架構清晰、論點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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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主體

一、公眾外交的主要特性

（一）溝通對象為「外國公眾」而非政府

傳統外交（government-to-government diplomacy）以他國政府為對象，透過外交使節、條約談判等正式管道運作。公眾外交則繞過政府層級，直接與外國社會的一般民眾、知識份子、意見領袖及媒體工作者溝通。此一特性使其更依賴大眾傳播工具與數位平台。

（二）以「吸引」取代「說服」：形象管理導向

公眾外交的邏輯不在於直接說服對方接受特定立場，而在於長期形象建構（nation branding）與信任資本積累，讓外國公眾對該國文化、價值觀產生正面聯想，進而對其政策主張更具包容度。此點呼應 Nye 所強調的「co-optive power」。

（三）多元行為者參與（去中心化）

公眾外交的行為者已不限於國家政府，亦包括：

• 非政府組織（NGO）
• 跨國媒體機構（如 BBC World Service、半島電視台 Al Jazeera、中國的 CGTN）
• 文化機構（孔子學院、歌德學院、法語聯盟）
• 個人意見領袖與公民記者

這使公眾外交呈現多層次、去中心化的特性，國家不再壟斷議題設定權。

（四）長期性與關係建立導向

公眾外交不以單一事件或短期宣傳（propaganda）為目標，而是透過持續的文化交流、教育項目、媒體接觸等，建立長期的相互理解（mutual understanding）。Gullion 即強調公眾外交有別於「宣傳」，在於前者重視對話與信任，而非單向訊息灌輸。

（五）媒體框架的核心地位（media-centrality）

在當代公眾外交實踐中，傳播媒體既是工具（channel），也是舞台（arena）。一個事件唯有透過媒體被框架、被報導、被廣泛流傳，才能真正觸及外國公眾，發揮影響輿論的效果。因此，「媒體事件」（media event）的策略性操作已成為公眾外交的核心手段。

（六）雙向溝通與傾聽功能（listening dimension）

學者 Nicholas Cull 在其公眾外交五大組成架構中，特別強調「傾聽」（listening）的重要性：有效的公眾外交不只是輸出訊息，還需透過民調、媒體監測、外國輿情分析，了解目標受眾的認知框架，據以調整訊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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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播媒體如何成為公眾外交的一環——以近期媒體事件為例

案例一：台灣在 COVID-19 疫情期間的國際形象操作（2020–2021）

事件概述：2020年初 COVID-19 疫情爆發，台灣政府在防疫表現獲國際肯定，隨即展開一系列主動性公眾外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Taiwan Can Help」的國際媒體宣傳活動，以及台灣在主流英語媒體（如 CNN、BBC、《紐約時報》）的高曝光度。

傳播媒體的公眾外交功能分析：

第二題：低軌道衛星與國際傳播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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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觀念

本題橫跨三個層次：

1. 衛星通訊的技術史：從地球同步軌道（GEO）到低地球軌道（LEO），技術參數（高度、延遲、頻寬）的根本差異。
2. 產業組織理論：從「國家/政府主導的寡占模型」到「科技平台資本主義」的產業典範轉移。
3. 國際傳播理論：衛星通訊的基礎設施變革如何重塑資訊流動的結構、權力分配與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

這是一道申論題，評分重點在於：概念定義準確、分析層次分明（技術→產業→傳播意義）、能舉出具體實例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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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方法

切入點：採「對照比較法＋意義延伸法」的三段式架構：

第一段：技術特性比較（舊 GEO vs. 新 LEO） 第二段：產業型態比較（公共/國際組織主導 vs. 私人科技資本主導） 第三段：對國際傳播的意義（正面潛力＋負面風險並陳）

這樣的結構確保完整回應題目的「說明差異」與「解釋意義」兩個指示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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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舊衛星通訊的科技特性差異

（一）軌道高度與信號延遲

傳統通訊衛星以**地球同步軌道（Geostationary Earth Orbit, GEO）**為主，軌道高度約 35,786 公里，衛星相對地面靜止，利於固定天線接收。然而，正因距離遙遠，電磁波往返時間（Round-Trip Time, RTT）約 480–600 毫秒（ms），延遲極高，對即時雙向通訊（如視訊會議、線上遊戲、VoIP）造成明顯品質損耗。

低軌道衛星（Low Earth Orbit, LEO）的軌道高度介於 200 至 2,000 公里之間，主流商業星座（如 Starlink）多部署於 550 公里左右。由於距離縮短，信號延遲可壓縮至 20–40 ms，接近地面光纖網路的水準，大幅提升實時傳輸品質。

（二）覆蓋方式與星座設計

GEO 衛星單顆即可覆蓋廣大地表面積（約地球三分之一），少數幾顆即構成全球廣播服務，但存在極區盲區。

LEO 衛星因軌道低、移動速度快（約 7.8 km/s），單顆覆蓋範圍小，必須以「星座（constellation）」形式大規模部署數百至數萬顆衛星，以接力方式提供不間斷覆蓋，並透過衛星間雷射鏈路（Inter-Satellite Link, ISL）直接在太空中轉接資料，減少落地需求。

（三）頻寬與容量

GEO 系統使用 C 頻、Ku 頻、Ka 頻，頻寬資源集中且有限，高峰時段容易壅塞。LEO 星座透過空間復用（spatial reuse），使同一頻率在不同地面格網中重複使用，整體系統容量呈指數級提升，可提供用戶每秒數百 Mbps 的下載速率。

（四）終端設備

GEO 時代的接收設備體積大、需精準對準特定方向，安裝成本高。LEO 時代推出相位陣列天線（phased-array antenna），體積小、無需機械轉動、可自動追蹤移動中的衛星，大幅降低用戶端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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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舊衛星通訊的產業型態差異

（一）舊模式：國家/國際組織主導的寡占結構

1960 年代衛星通訊初興，由國家力量與多邊機制主導。1964 年成立的國際通訊衛星組織（INTELSAT）是典型代表，由各國政府共同持股、統一管理，帶有明顯的公共基礎設施性格。各國電信主管機關持有地面站（earth station）的獨家門戶權利，形成垂直整合、政府授許、進入壁壘極高的寡占市場。

衛星資源（軌道位置、頻率）由**國際電信聯盟（ITU）**統籌協調分配，具有先到先得的國際法效力，資源高度集中於已開發國家。

（二）新模式：私人科技資本主導的平台化、規模化競爭

21 世紀以來，以 SpaceX（Starlink）、Amazon（Project Kuiper）、OneWeb（現由英國電信集團與印度 Bharti 持股）為代表的私人企業主導 LEO 市場。其產業特徵如下：

• 垂直整合製造：SpaceX 自建火箭（Falcon 9）、自建衛星生產線，大量模組化量產衛星，將單顆衛星成本壓縮至傳統的百分之一以下，實現**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的突破。
• 快速疊代（rapid iteration）：以矽谷軟體業思維經營硬體，持續小批量發射、在軌更新，縮短技術世代週期。
• 直接面向消費者（Direct-to-Consumer, DTC）：用戶透過購買終端套組（如 Starlink Dish）即可自行接入，繞過傳統電信業者的地面基礎設施，顛覆既有通路結構。
• 市場進入者爆增，競爭激烈：除上述巨頭外，中國的「星網」（GW星座，又稱千帆計畫）、歐洲的 Eutelsat OneWeb 均積極布局，形成大國之間的軌道與頻譜爭奪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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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低軌道衛星產業對國際傳播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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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觀念

本題屬「時事申論」型，考核考生對下列核心概念的整合運用能力：

1. 戰爭成因分析：新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北約東擴爭議、勢力範圍（Sphere of Influence）概念。
2. 國際關係衝擊：聯合國集體安全機制失靈、大國競爭格局（美中俄三角）、全球供應鏈與能源安全重構。
3. 對台海的類比效應（Taiwan Strait Implications）：嚇阻理論（Deterrence Theory）、台灣海峽中線、美國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政策的存廢爭辯、中共「武統時間表」研判。
4. 傳播學視角：戰爭傳播（War Communication）、資訊戰（Information Warfare）、國際輿論形塑與媒體框架（Media Framing）。

本題為申論題，無固定「標準答案」，但評分重點在於：論點明確、論據紮實、國際關係理論與時事連結完整、對台海議題有具體且有深度的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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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方法

切入框架：「成因→國際衝擊→台海衝擊→前景研判」四段式結構

申論題最忌流水帳式羅列事件。最佳策略是採「問題意識→多層次分析→具體影響→己見評述」的結構，讓閱卷者清楚感受到考生具備系統性思維。

以下依此框架展開完整解答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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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解答

一、戰爭爆發的結構性根源

俄烏戰爭並非偶發事件，而是冷戰結束以來國際秩序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從新現實主義觀點而言，俄羅斯視北約（NATO）的持續東擴為對其核心安全利益的直接威脅。1990年代以來，波蘭、波羅的海三國、羅馬尼亞等前蘇聯衛星國相繼加入北約，2004年北約更一舉東擴至俄羅斯邊境，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會又原則同意烏克蘭與喬治亞未來入約，嚴重觸動莫斯科的戰略神經。

在國內政治層面，普丁（Vladimir Putin）政權的強人民族主義話語將烏克蘭定性為「歷史上屬於俄羅斯的土地」，以此強化國內正當性。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以「去軍事化」與「去納粹化」為由，發動「特別軍事行動」，全面入侵烏克蘭，是二戰以來歐洲最大規模的國家間武裝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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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國際關係的衝擊

（一）聯合國集體安全機制的失靈

俄羅斯身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致使安理會無法通過任何具有約束力的制裁決議。此一結構性缺陷再次暴露1945年設計的集體安全體系在大國侵略行為面前的根本局限。聯合國大會雖多次以壓倒性票數通過譴責決議，卻缺乏實質執行力，象徵意義大於實質。

（二）西方陣營的凝聚與北約的復甦

戰爭的爆發反而成為北約的「強心劑」。芬蘭於2023年4月正式加入北約，瑞典亦相繼跟進，北約成員國數量擴張至32國，此為北約成立以來最具歷史意義的擴張之一。美國、歐盟及其盟友對俄羅斯實施史上規模最大的經濟制裁，包括將俄羅斯主要銀行踢出SWIFT系統、凍結俄國外匯儲備、限制關鍵技術出口。西方在對俄政策上呈現空前一致，打破了冷戰結束後「歐美離心」的預測。

（三）全球經濟與能源秩序的重組

俄烏兩國均為全球重要糧食與能源出口國。戰爭導致全球小麥、玉米、葵花油供應緊縮，開發中國家糧食安全危機加劇。在能源面向，歐洲各國加速推動能源轉型、尋求天然氣供應多元化，德國重啟液化天然氣（LNG）終端建設，「歐洲對俄能源依賴」的地緣政治脆弱性被徹底暴露，加速了去俄羅斯化（de-Russification）的能源轉型進程。

（四）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分歧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中國、巴西、南非等「全球南方」大國並未跟隨西方制裁俄羅斯，部分國家甚至趁機以折扣價大量購買俄羅斯石油。此一現象揭示了「西方自由國際秩序vs.非西方世界」之間的深層矛盾，「多極化」格局在戰爭中更加鮮明呈現。

（五）大國三角關係（美中俄）的再結構

中俄在戰前宣示「友誼無上限」，戰爭爆發後中國雖未公開支持入侵，但持續在外交上為俄提供掩護，並擴大雙邊貿易填補西方制裁缺口。美中關係則因俄烏戰爭而更趨緊張，台灣問題的戰略重要性在此背景下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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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台海局勢的衝擊與影響

（一）「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類比效應與其局限

俄烏戰爭一爆發，國際輿論普遍援引「台灣類比」：同樣是民主小國毗鄰威權大國，同樣面臨被併吞的威脅。此一類比在國際社會引發廣泛討論，客觀上提升了台灣問題的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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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觀念

本題考察的是美國對台安全政策中最核心的辯論：「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與「戰略清晰（Strategic Clarity）」兩種路線的定義、歷史背景、以及從美國與台灣雙重視角出發的利弊比較。屬於國際關係理論×政策分析的複合型申論，需兼顧理論框架與現實政治考量。

命題重點集中在：

1. 兩種政策的精確定義與制度源頭（《台灣關係法》框架）
2. 從美國國家利益出發的得失分析
3. 從台灣安全與外交出發的得失分析
4. 在中共威脅升溫的當前情勢下，兩種論點的現實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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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與定義建立

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

定義： 美國刻意不明確承諾若中共武力犯台時是否出兵協防，藉此在「嚇阻北京動武」與「約束台北追求法理獨立」之間保持雙向威懾的政策彈性。

制度根源：

• 1979年《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 TRA）：以非官方形式維繫美台關係，美國承諾提供台灣防禦性武器並抵抗任何以「非和平方式」決定台灣前途的行動，但刻意未明訂軍事協防義務。
• 三份聯合公報（1972上海、1978建交、1982八一七）：美國承認（acknowledge）中方「一個中國」立場，但未明確背書。
• 此三者形成「戰略模糊」的制度性架構，延續至今約五十年。

政策操作的核心邏輯： 利用「不確定性」同時嚇阻北京（不確定美國不會出手）、也約束台北（不確定美國一定出手，因此不輕易躁進）。此即所謂「雙向嚇阻（dual deter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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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清晰（Strategic Clarity）

定義： 主張美國應明確公開承諾：若中共對台發動軍事攻擊，美國必然出兵協防。藉此提升嚇阻可信度，防止北京誤判。

論述代表： 近年主張戰略清晰的論者包括美國前國安顧問、部分兩黨議員；拜登總統本人曾多次在公開場合（2021、2022年）脫稿表示若台灣遭受攻擊美國將出兵，但白宮隨即澄清「政策未改變」，此一模式本身即為戰略模糊與清晰之間張力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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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題方法與切入點

本題為雙視角比較分析題，最佳結構如下：

1. 先建立兩種政策的定義（避免後文論述混淆）
2. 以美國視角分別論述「戰略模糊的優點／缺點」與「戰略清晰的優點／缺點」
3. 以台灣視角做同樣的分析
4. 結尾進行比較性綜結，點出在當前情勢下的政策取捨本質

申論考試的評分邏輯：重視論點有無回應題目中的「美國及我國角度」二元框架，以及論述是否有具體政治現實依據，而非泛泛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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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題主體：利弊得失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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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視角

（一）戰略模糊的優點

1. 維持外交彈性、避免捲入不必要的戰爭

戰略模糊讓美國不必在「介入」與「不介入」之間做出預先的法律性承諾。若台灣因內部政治因素單方面採取挑釁性動作，美國保有不出兵的空間，避免為他國的冒進行為埋單。

2. 雙向嚇阻功能，維持台海穩定

對北京：動武的結果可能使美國介入，風險難以計算，因此傾向克制。 對台北：美國不一定出手，因此台灣不敢輕易宣告法理獨立以激怒北京。 這種雙重不確定性在冷戰後數十年間實際上維持了台海的相對和平，是戰略模糊最重要的歷史績效。

3. 避免美中直接對抗，保護更廣泛的全球戰略利益

美中之間在氣候、核武管控、供應鏈等議題上仍有合作需求。明確的協防承諾將使美中關係「軍事化」，壓縮外交空間，損害美國在其他面向的國家利益。

4. 不需修改現行法律架構，減少政治成本

明確改變為戰略清晰等同推翻《台灣關係法》長期以來的詮釋，需要通過立法或高層決策辯論，政治代價高昂，且可能在盟友（如日本、韓國）之間引發連鎖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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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略模糊的缺點

1. 嚇阻可信度下降，北京可能誤判

隨著中共軍事實力顯著提升（航母、東風系列飛彈、反介入/區域拒止 A2/AD 能力），北京對「美軍是否真有意願和能力介入」的判斷日趨複雜。若北京認定美國為避免衝突不會出手，則嚇阻崩潰，戰略模糊反而成為誘發衝突的因素。

2. 盟友信心動搖

在印太地區，若美國對台灣的承諾曖昧不清，可能令日本、菲律賓、南韓等盟友質疑美國延伸嚇阻的可靠性，進而引發地區安全困境與軍備競賽。

3. 「模糊」在資訊時代愈來愈難維持

現代媒體環境使政策宣示即時傳播，任何表述都被精確解讀，戰略模糊的操作空間日益收窄，政策效果因此衰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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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戰略清晰的優點

1. 提升嚇阻可信度，明確告知北京代價

明確的協防承諾使北京在計算武力犯台成本時，必須納入與美國正面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嚇阻效果更為直接、有力。

2. 強化盟友信心，鞏固印太多邊安全體系

戰略清晰可向日本、澳洲、QUAD、AUKUS成員國傳達美國承諾的堅定性，有助於整合地區防衛合作。

3. 回應中共實力擴張的現實需要

在中共已具備遠洋投射能力、持續對台進行灰色地帶行動的背景下，模糊的嚇阻已難以因應新的威脅環境，清晰化是對局勢演變的合理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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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戰略清晰的缺點

1. 失去「約束台北」的槓桿

一旦美國明確承諾協防，台灣決策層可能產生「道德風險（moral hazard）」，認為無論採取何種激進動作美國都必然護台，進而在兩岸關係上採取更冒進的立場，反而增加衝突機率。

2. 迫使美中提前攤牌，壓縮外交空間